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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同意,张家傲长舒了一口气,接着他才开始问一些实质性问题。
“杨大人打算如何组建公屋管理机构呢?”
“招募专业人士。”
张家傲点点头:“那么如果有盈利呢?”
杨潮道:“继续投入建设中。”
张家傲又道:“那么会不会有官员呢?”
杨潮道:“不会,我想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这是一个非盈利机构。”
跟美国的非盈利机构唯一的不一样是,公屋不接受私人捐助,将借债建设,收租还债。也不允许政府参与,及时怕形成尾大不掉的官僚化。
杨潮着力模仿美国的大批非盈利机构,因为他觉得很合适,美国人跟中国人一样,对他们的政府都充满了不信任,大概跟美国政府长期**有关。
所以美国一大批有绅士精神的社会精英,往往大力投入这种非盈利性机构的建设,比如捐建学校,比如建设基金会等。
有一些人发起建立,后世还有一批又一批的社会精英愿意投入这项事业,比如有的精英人物宁愿放弃大公司的丰厚薪水,愿意领取一份比较平民化的工资在这种非营利性机构中任职。
杨潮相信,他组建的公屋,也能吸引到一批这样的中国人,因为这个时代虽然经济比不上后世,但是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却没有被破坏殆尽,社会中是有一大批真的相信传统道德观念的道德高尚之士的。
这些人不仅仅局限在受到传统教育的乡绅阶层,而是遍布整个社会之中,虽然国家中有一大批李鸿章、盛宣怀这样的大贪官,但也有周馥、张之洞那样不太贪得。
甚至底层百姓之中,也不乏一批富有道德感的平民,很多紧紧是日子过得去的平民,仅仅是怀着简单的善意,就能做出一些不是很大,却让人心触动的事情。比如有的普通人。他去买菜,买水果的时候,光挑一些烂的,别人问起他就说是喂鸟的。可实际上还是吃了。这些人认为他们买走了烂的果蔬,别人买到的就都是好的了,还不让小贩吃亏,他们认为人是应该利他的,没有道理。没有原因,他们就是相信这是对的,这么做了,他们的心灵会很满足。
这种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而这些在后世,真的很难见到了。
中国在20世纪下半期,将传统文化彻底的破坏殆尽,又无法建立一个合适的社会伦理道德,这才造成了后世大量的伦理悲剧。虽然清末百姓的平均道德并不是太高,但社会中总有一股道德的力量在约束,这是传承了上千年的道德传统,是儒家、墨家等等抱着善念的学派坚持教化的成果,而这一切不加甄别统统以封建思想为由打倒,真的对吗?
美国人打跑了英国国王的军队,却没有抛弃英国的民间绅士文化,他们没有贵族文化,但他们的社会中从来不缺道德高尚的绅士阶层,从建国的汉密尔顿、富兰克林那批人。再到后来的威尔逊、罗斯福等人,其实都是带有这种精神的人物。
这个时代,中国同样不缺乏一些富有良善的乡绅阶层,比如乡下修路搭桥的。办学的,救济孤寡的,这些人其实并不少,还是相当普遍的。所以有人说乡村是心灵最后的避风港,就是因为很多有识之士感觉只有乡村才残留着传统道德文化。
杨潮相信,心里抱着善意的精英分子。一定很乐意接受这种对社会底层百姓抱有善意的公屋,很多人愿意花费一些时间在公屋做事的。就好像大陆消失了的那种义工、义社文化,却普遍的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中存在一样。
“我明白了。虽然我不相信她真的有什么经济效益,但是我坚信她有巨大的社会效益。”
张家傲说道,这才是他同意的原因,而不是因为确信这个项目能够盈利。
“谢谢。”
杨潮倒没想到张家傲是这个心思。
很快寒士公屋项目就对外公布了,将向民间发行债券进行建设。
杨潮发行第一批债券,怕市场波动太大,只有一千万两,利率虽然只有三厘,但还是抢购一空,倒不是上海金融业对这个项目多么有信心,而是他们对杨潮有信心,杨潮可是把他的名声都赌进这个项目里了。
同时在报纸上公开招募管理人员,连公屋总董的月薪也只有100两,各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差别很小,最低的社区服务人员也有50两,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社会项目,杨潮希望中国社会的道德能够支撑他运转下去,而不出现一些让人遗憾的事情。
应聘的人还是很多的,连张謇这样的社会名流对此也很感兴趣,毕竟让居者有其屋这种理想,还是很能刺激这些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的。
张謇专门写信给杨潮,表示他现在不当官了,愿意身兼这个公屋的大房东。他还询问是否可以捐款,他愿意捐助一百万两。
杨潮拒绝了张謇,张謇的道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比张謇更合适的。
“就启超公吧。”
杨潮从一份份社会贤达的来信中选择了一个大名士梁启超。
之所以选他,不是因为梁启超的名气,而是杨潮想到梁启超的儿子了,梁思成先生可是著名的设计师啊,收了他老爹,还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梁思成还跑得了?这么一个大建筑师坐镇,日后寒士公屋总设计师都有了。
作为革新人士,梁启超很长一段时间都确信中国的未来出路是学习西方,可是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去了一趟欧洲,发现西方社会许多的问题和弊端。于是认定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转而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其实就是因为看到欧洲战争对社会道德的破坏,认为欧洲社会中的海盗、强盗道德不是人类的未来,经过深思开始寻求从中国传统道德中找到社会的出路。
医者有其医,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等等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其中的精髓,杨潮搞公屋计划,让梁启超十分认同,感觉这就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实践,虽然已经退出政坛,但是做这种社会实践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总好过无病呻吟的写几篇文章换几个稿费对生命来的有意义。
不过他没想到他真的被聘用了,杨潮很快就给他发了电报,邀请他立刻来上海就职。
梁启超此时在清华研究会,即刻辞职,赶往上海,跟杨潮会面。
杨潮跟梁启超一番交流,向他介绍了公屋的模式,梁启超很容易就弄明白了,他也是走遍世界的人物,对美国这种非盈利性机构的模式还是很欣赏的,不过杨潮向他强调了信用的重要,让他务必要重视财政问题。
这些梁启超不懂,但是有大批懂的人帮他做事,工程师、设计师和审计人员,上海这里都不缺,所以将公屋的总部放在上海是十分合适的,梁启超只是一个决策者,对这种非营利性机构,决策者的个人道德至关重要,在维持运转的情况下,最大的提高公屋的社会效益,而是过多的考虑经济效益这才是最重要的。
“梁先生见谅,工资低了些,又是您的身份。”
谈完后,杨潮开玩笑道。
梁启超笑道:“挺好,管吃挂住否?”
杨潮笑道:“管!”
接着将所有的文件交给梁启超,包括任命他为总董的文件,除了他还有十八个副董,负责每一个省的公屋项目,杨潮让张謇在山东和江苏选一个地方,张謇思量后选择了山东,其他各省也都由当地名望之辈担任,而且基本上都是传统人士。
就这样一个,传统富有传统道德良知的一批士绅人士,组成了公屋的管理阶层。
当然也不是光有道德就可以,像梁启超这样的政治人物,他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是不会差的,加上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会给这个项目注入新的信用。其他的副董,也大都是张謇这样的人物,至少证明过他们的管理能力,而不单单是名士就行。
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对市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利好,资本家才不管什么社会效益呢,他们很清楚钢材要涨价了,水泥要涨价了,建材要涨价了,于是相应股票大涨。
但这都是虚的,只要一天订单没有下去,实体经济就无法滚动起来。
于是杨潮抓的很紧,工程师已经进驻各地,一项项数据正在收集上来,设计师也开始根据这些数据设计建筑方案,两个月之后在上海、和山东的大城市建设就将率先开展起来。
不过建设还没有开始,订单还没有出来,已经有一群资本家如同闻到腥味的饿狼一样,想尽办法开始图谋这个大蛋糕了,甚至李富安都亲自来找杨潮游说了一次,他想将公屋的钢筋订单交给东北的钢铁厂。(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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