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二十四章 风气和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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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零二十四章风气和国格

蜀国公主听见也走出来，就见院墙外一声古怪的嘶鸣，墙头上扁罐的身边，突然冒出一根灰色会动的古怪肉柱子。

“哎哟！”蜀国公主被这一幕吓得失态惊呼，王彦弼却兴奋地大喊了一声狂奔过去：“大象！扁罐哥哥我也要骑！”

蜀国公主惨呼道：“彦弼！扁罐！回来——”

却见扁罐在墙头的身影一下子消失了。

蜀国公主惊得花容失色，王彦弼是她唯一的骨血，和大象这种生物待在一起，随便挂一下蹭一下，小小的人儿还能又剩？

急急忙忙去苏家庄子上找石薇求救，石薇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只听蜀国公主说害怕大象伤人，转身进门取了神机铳，和蜀国公主一道前去象场。

象场在一处温泉泉眼边，待到石薇和蜀国公主一起来到泉边树林子的时候，就听见那边嘻嘻哈哈乐个不停。

待得水雾消散的瞬间，蜀国公主一看那情形，不由得满脸通红地扭过了头。

沙粒，扁罐，王彦弼三个小子，光着屁股站在温泉里，苏油也穿着个犊鼻裤，几个人正拿着刷子给都力刷身子。

都力给伺候得都要眯眼了，时不时地吸一管温泉，喷得几个人伊伊哇哇直叫，然后又哈哈大笑。

温泉升腾的雾气在林中回荡，一头巨大的动物，和三个孩子一个大人在林中相处的这一幕，虽然影影绰绰看不太清楚，但是气氛的和谐喜乐，是真实而生动的。

石薇松了一口气，将神机铳挎回背上，便要上前。

却被蜀国公主拉住了她的手。

石薇转头，之间蜀国公主眼中充满了泪水，脸上却是欣慰的微笑。

见石薇有些困惑，蜀国公主低低的话语里有些讨好乞怜的味道：“我好久没有听见彦弼这么开心的笑声了，姐姐，求你别打断他们……”

石薇有些无语：“你就是把孩子看得太紧了，如今在庄子上，有张二他们看着，谁还敢拿彦弼怎么样？”

说完搂了搂蜀国公主的肩膀：“你呀，就是替别人想得太多，为别人活得太多，还想让彦弼也成为你这样，太辛苦了……”

“小油哥哥说，孩子是最聪明的，做父母的最要紧是启发他们，很多事情，不是让他们做和不做，而是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做，为什么不做。剩下的，就是陪着他们成长。”

“小油哥哥说，我们成年人身上，本身就有一些不合理，有很多不快乐。所以不要认为孩子就是错的，不要把不快乐带给他们。”

“他们的快乐很珍贵，很美好，小油哥哥说，他自己都常常身不由己地愿意参与其中。”

蜀国公主拉着石薇，两人偷偷往回走，直到出了林子，才舒了一口气：“少保……这么多年还能保有赤子之心，实在是让人钦佩。”

石薇笑道：“走吧，懒得管他们，他说这叫什么艺多不压身，我看啊，他这是比扁罐他们还贪玩。”

……

苏油，苏轼，苏辙，在石薇回来之后，便不再出尉氏了。

这段时间里，苏油和两人每日里打磨十大建言，苏轼和苏辙也对苏油的政治主张有了清晰的认识。

应该说，十件事里边任意一件事成功，对大宋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而且很多事情，离不开苏油的亲力亲为，不管是王珪和蔡确，要想料理妥当，那是不可能的。

于国有益，不可替代，苏轼总算是明白苏油为什么职务一直没有下来，可他却好像一点不担心。

到了苏油这样的层次，就好像当年王安石进京，任职仅仅是一个翰林学士兼侍讲一样。

职务对他们而言，基本就是个形式，根本无足轻重了。

有苏轼和苏辙在，苏油都懒得再动笔，每日里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拿出来和苏轼和苏辙讨论，然后叫二人代笔就行。

这就是枪手，而且这俩枪手的水平之高，合唐宋两朝，一共也就八个。

其中民族风气与国格两项条陈，完全是苏轼在领会苏油的意思之后，独立起草。

这本身也是苏轼的强项。

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气，在苏油看来，其实是在完成农耕文明的发展格局之后，便已经凝聚成型。

仁、义、礼、智、信。

孝、悌、廉、耻、勤。

忠、勇、敬、恕、谨。

俭、忍、善、宽、和。

这些固然是美德，但是仁近懦，善近伪，智近奸，信近迂。

用矛盾论的观点来看，那就是几乎每一项美德，都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恶俗与之相伴，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度的问题。

苏轼宏文滔滔，从三皇五帝开始，剖析华夏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发生的重大变故，以及这些变故对民族风气和民族性格的塑造，发生了那些关键的作用。

而到了如今的大宋，熙宁之前，与熙宁之后，又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故，这些变故对于风气的塑造，又发生了哪些作用。

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几次对外重大战争的失利。

苏轼的文章里，也着重分析了民族风气对于对外战争的影响，以及对外战争，对于民族风气的反作用。

毋庸置疑，两者都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促进。

两个极端同时存在于大宋的民族风气上——自大与自卑，保守与务虚，怯懦与盲动。

而两个极端体现在外交策略上，就是打也不行，和也不行；体现在国家政策上，就是激进也治不好，保守也治不好。

要纠正这种状态，首先就是要实现民族思想的转变——自尊，但是不骄狂；自信，但是不虚枉；自强，源于务实；自立，源于自强。

民族，是由国人构成的，民族气质，则是国人气质构成的。

简单举一个例子，那就是祖宗“以文制武”的国策，在一次次对外战争失利中，被彻底读歪了。

正确的理解，祖宗的这句话，应该是指国家武备，军士训练，将领培养，迁转升降，都应有一套成熟有效的机制来管理约束。

管理机制，就是“文”，军事力量，就是“武”。

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定义为文官，将“武”定义成武将，在国家内部人为地制造对立。

晚唐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李林甫杨国忠之辈断绝了武将上进之道，让这套机制丧失了作用，这才导致藩镇跋扈，战乱蜂起。

因与果，果与因，不能本末倒置。

而到了大宋，军制的改革，仅仅只走完了第一步，就是开始将国家的军事力量，尝试纳入正常的管理体系，而不再采用军阀时期单纯的武将负责制。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是却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对国家的军事力量没有起到好的作用，相反，带来了诸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也和风气相关，以至于明敏如韩忠献公，都曾经说出“东华门下唱名方为好男儿”这种话。

这明显是对祖宗遗意的误读，也是风气使然。

可在如今大量有知识，通文字，晓军略，善谋画的人才投身军伍之后，在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明显是有失偏颇，矫枉过正了。

国朝至重者，宗室，然自太祖起，宗室初授将军，后转观察，节度，皆是军职。直到熙宁年间，才定下宗室转文资之法。

所以说认为重文官轻武将乃是祖宗的本意，明显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