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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机的招呼下,他们在村子旁边砍了一些树枝,插在了卡车篷布上早已做好的孔洞上,这样对卡车进行伪装,甚至连卡车的驾驶室前面的引擎盖上也用树枝进行了伪装,防止空中日机的侦察。
司机和杨安、杂役并没有停留太久,卡车即向宝路一带开进。这次,司机让杨安坐进了驾驶室,杨安有些好奇这种“待遇”。上车没有多久,司机对杨安道“子,你是不是叫杨安。”
“嗯。”杨安点头答道。
“俺叫刘大柱,你子在医院倒是有不的名气,俺的一个老乡受伤后,还是你从前线把他背下去的。人也是你的哥哥救治的。你们一家人都是好人!今俺也要专门谢谢你!”
杨安并没有什么,时不时地看着正在开车的司机。司机眼睛一直盯着卡车前进的方向,只是嘴里不停地讲述着他在医院里听到的关于杨安的事情。杨安并不知道自己在医院里也是最让人尊敬的人之一,当然哥哥林诚、嫂嫂赵剑眉、妹妹林荷都是让人尊敬的人。虽然杨安并没有救治伤员,但是他从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就背下来二十多个伤员,还在医院这边帮忙,的年纪在那么危险的前线,还在最危急的时刻出枪击倒了9个日军,让即将失去阵地的保安团守住了阵地。杨安的枪法也被伤员们传神了,他在两三百米的距离,用日军的步枪,把十几个日军压制得头都抬不起来,只敢在地上匍匐进攻我们的阵地。
杨安听到这些多少有些自得的感觉,但是听到伤员们这么传神似地吹捧他,倒也是唏嘘不已。“人怕出名猪怕壮”,杨安不知道一百米左右的距离怎么被成了两三百米,也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盛名”究竟是好还是坏,但是在这时,他的内心倒是十分的清明,但愿这些伤兵们不要再乱传他的“英雄事迹”。因为,他认为他这也是为抗日奉献自己的力量,或许他也会马上离开上海返回扬州,在这边停留的时间也将是有限的,能够多做一些当然是自己的愿望。
急促的枪声和爆炸声传来,显然这儿离三十六师的阵地已经不远了。卡车又停在一个村中间,这是一个只有十几户的村子,已经没有人居住,卡车停在两株大树下,司机“上级有命令,俺们的卡车都很金贵,不能离前线太近,只能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候着,这儿离前线有些远,应该是安全的,这样鬼子的飞机休想发现俺们。”在司机的指引下,杨安和两名杂役在两名战士带领下向远处的前线走去。
这一,杨安和医院的杂役,还有另外几名士兵从前线抬下来三十多名伤员,这边的战斗并没有经历太多舰炮的炮击,没有经历敌机的轰炸,部队伤亡情况还不算厉害。白的时候,杨安看到敌机多次从头顶飞过,飞到他们所在位置西边的远处投下炸弹,他知道这是在轰炸远处的某处阵地,只是不知道阵地损伤情况。
黄昏时分,杨安回到了上午到达的第一个村子,好几个时没有吃东西,他和两个杂役也是饿得要命,也没有顾及两只手干净不干净,拿起软饼就吃,没有想到早晨烙的软饼,依然香气诱人,但入口后却是不软不硬,完全啃不动,完全是个“磨牙饼”,没有吃多少,杨安感到腮帮子都有些酸软,只好放慢了速度,一边嚼食一边从水壶里吸入少量的水,这样才感觉好一些。
在南翔西端一个不起眼的乡村,一个名叫古漪园的地方,有一个用钢梁临时搭建的防空掩体,这是第九集团军司令部指挥部。8月19日下午,指挥部里一片忙碌,电话铃一次次紧张地响起,前线战况一次次地传来。第九集团军司令张治中上将站在桌前,双眼充满了血丝,面色苍白而疲倦,他一直强打着精神查看前线的战报,看着参谋人员图上作业,参谋人员手拿红蓝铅笔,铅笔在地图上流畅地划动,传来“沙沙”的声响,参谋们动作娴熟地标定邻九集团军各部的战斗位置及战斗态势。看着敌我双方战斗态势,张治中不由自主地双手扶撑住桌子,认真地俯瞰着整张地图,双手有节奏地轻击桌子。过了一会儿,张治中坐在了桌边高背椅子上,抬起双手用手掌根部用力按压、揉搓着太阳穴,旋即后背靠在了椅背上。虽然是高背椅子,但靠背还是不够高,张治中双手叉握托住后脑,轻轻地闭上了双眼,想籍此来放松一下心情,休息一下身体。
看着张治中满脸倦容地靠在椅子上,参谋张文心一阵心痛。
三十三岁的张文心是这个司令部里最特殊的一个参谋,他是张治中上将的四弟,民国二十年“一二九”淞沪会战,时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队副兼二营营长参与抗战。目前,他正在南京陆军大学学习,正值假期,被张治中借调过来当参谋。
张治中是家中的长子,年轻时即在外闯荡生活,家中全凭妻子洪希厚操持。张文心七岁那年,母亲去世。这年正好是辛亥年,张治中还在扬州参加反清革命,不知家中音讯,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家张罗母亲的后事,洪希厚只能一人独自操办公婆的后事。事后,又无奈地带着七岁的张文心回到娘家,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只能在娘家做一些女红补贴家用,正是在这种十分艰苦地条件下,把张文心一手拉扯带大。“长嫂如母”,对张文心来,这句话是最真实的感受,两人情同母子,感情深厚。
在来淞沪战场前,张治中回家告别,洪希厚专门交待“开战时,让四弟留在你身边,好吗?”妻子知道这一行打仗是极其凶险,想让四弟跟着丈夫,兄弟贴心一些,也好相互有个照应。面对妻子的恳求,看着妻子担忧的眼神,张治中果决地答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仗一打起来,是不分前后的。这次去上海,我已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作为一名军人,文心也应如此。”这是张治中对妻子的诀别,也是一个军人对国家对民族作出的承诺。正是因为妻子的交待,加上张文心曾在日本学习军事有较长时间,又曾经以一名基层营级军事指挥员参加“一二九”淞沪会战,现在又是用人之际,就把张文心调到身边帮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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