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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吴二老千古，既然医疗圈内人还是医疗文，就只转个吴孟超院士的讣闻，以示对二老的悼念】（人在手术室，自动发布）

今日，当大家都在沉痛缅怀袁隆平院士时，又有一条噩耗传来：我国肝胆外科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于5月22日13时02分在上海病逝，享年99岁。

吴孟超从医78年，先后完成1万6千多台手术，救治近2万名患者。他于2005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我国肝胆外科开拓者和创始人。

师从裘法祖，精通“裘氏刀法”

1922年，吴孟超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5岁时随家人到马来西亚，8岁起跟着父亲半夜去橡胶园操刀割胶，并在华侨办的光华学校求学。

1940年，国内抗战紧张时期，18岁的吴孟超回国参加抗日活动，后因战乱无法赴延安，只能留昆明求学，决心以“读书救国”。同年入昆明郊区的同济大学附属中学求学。

1943年，吴孟超与日后的妻子吴佩煜双双被同济医学院录取。

彼时，我国外科泰斗裘法祖刚刚名扬上海滩，他成为21岁吴孟超的心中偶像。

裘法祖归国后受聘于母校上海同济医学院担任外科教授。那时我国的外科仅限于做阑尾炎等一些小手术，而在德国就担任了外科主任的裘法祖从头到脚都能开刀，他还率先提出把大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奠定了今天医学里的专科概念。

吴孟超怎么也没想到，后来竟因为自己1米62的身高而失去了留在裘法祖身边的机会。

毕业时，吴孟超想留校做外科，教务主任因他个子太矮为由拒绝了他。这时，恰好第二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招聘，吴孟超被录取了。

1952年，裘法祖随同济医学院整体搬至武汉，1954年，第二军医大学聘请裘法祖做兼职教授。吴孟超终于有机会跟在老师身边，他时刻留意老师的每一个动作，他的勤快很快引起裘法祖的注意。

1954年至1958年，吴孟超从查房、检查病人到科研、开刀，一直与裘法祖在一起。

4年的贴身学习，让吴孟超直接接触了裘氏刀法（以精准见长，手术时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尽量减少病人的创伤），“后来就学他的方法，基本上到现在，我的手术开刀方法风格都是他教的。”在吴孟超的眼中，裘法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他对待病人却非常耐心负责，他曾亲眼看到老师趴在病床边观察患者的小便剂量。

1958年，吴孟超翻译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肝脏外科方面的专著——《肝脏外科入门》，同年组成了以吴孟超为首的旨在攻克肝脏外科为目标的“三人研究小组”。

历经无数次失败，吴孟超和团队制成了犹如珊瑚般美丽的肝脏管道的铸型标本，在对肝脏血管的走向和分布规律了如指掌的基础上，提出了肝脏解剖学上的“五叶四段”的创新理论。

曾因总手术成功率91.2%震惊国际医学界

1960年，吴孟超主刀为一位中年女患者成功切除了肝癌，成了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的第一例成功肝脏手术。同年发明了“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

次年，吴孟超发现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脏手术后生化代谢规律”，并据此提出了纠正肝癌术后常见的致命性生化代谢紊乱的新思路与新策略。紧接着突破了“中肝叶”手术的禁区，令世人震惊。

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鉴于吴孟超的一系列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创新与成就，还为他拍摄了《向肝脏外科进军》的彩色纪录片。

文革期间，吴孟超因是归国华侨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随第二军医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自学中医，当上了“一根银针一把草”的赤脚医生。

借军队医学院整顿的好时机，吴孟超向医院党委申请成立独立的肝胆外科获批，实现了他肝胆事业上的第一次飞跃。

1975年，吴孟超神奇地一刀切除了迄今为止国内外最大的已被切除的肝海绵状血管瘤，瘤体重18千克。同年7月，第二军医大学奉命迁回了上海，随后，吴孟超率先在上海进行了18万人次的肝癌普查，开展肝癌早期诊治的课题研究。

1979年9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上，吴孟超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员出席，以1960年1月至1977年12月期间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181例，总手术成功率91.2%的经历，震惊了国际医学界。会上，吴孟超被增选为国际外科学会会员，作为国际医学界对中国的肝脏外科学的肯定。

在学界树立威信后，吴孟超带头招收研究生，数十年来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高端人才。这期间他还相继提出了肝癌外科治疗的一系列策略：对巨大肝癌的“二期切除”；对肝硬化肝癌的局部根治性切除；对肝癌复发再手术……

作为一名战略型医学科学家，吴孟超提出“要把基础研究放在比临床治疗更重要的地位”的观点，并在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内组建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中日合作消化道内镜临床研究中心、中美合作肿瘤免疫和生物治疗中心、沪港合作基因病毒治疗中心等四个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基础研究基地。

92岁时，吴孟超依然每周要亲自主刀多台高难度的肝胆手术，坐堂周二上午的专家门诊，主持着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和研究所所长的日常事务，并亲自带教多名研究生，还不时要跑到嘉定在建的东方肝胆新院和中国肝癌研究中心的工地视察。

2019年，97岁的吴孟超退休，因长时间握手术刀，他的右手食指、无名指的关节都已变形。

吴孟超曾说：“一个好医生，应该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病人，我就想当这样的好医生”。他用实践证明了自己。

5月22日，吴孟超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13时02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2016年，刚在广州读完大学的惠利突然遭遇家庭变故。患病十多年的父亲，进入尿毒症晚期。彼时，市区仍有将患者送往通化市医院透析的专线大巴。为了父亲治病方便，家人购买了客运站楼上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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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晴天霹雳再次传来，父亲又感染了肺结核。得到确诊消息后，一直为父亲做透析治疗的医院立即表示“不收治、会传染”。然而，当地肺结核专科医院又因设施不足，无法进行透析。

家人曾尝试将父亲转院至省级结核病医院，但患者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评估身体情况，等到透析室有位置时才能转院。这对每周需要透析三次的父亲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

全家人濒临崩溃。姐姐、姐夫不停地托人、找关系，但医院态度依然非常坚决，不能收治。

惠利觉得，肺结核不算是极其凶险的疾病，如果做好防护措施，感染风险应该是可控的，为什么医院无法收治呢？

尿毒症患者经过长期血液透析，细胞免疫功能低下，其感染结核的发病率为正常人的6~25倍，排在艾滋病、风湿免疫疾病、器官移植之后，是结核病的高发人群。

对于这类患者，国家提出的措施是：血液传染病分区分机透析，呼吸道传染病转传染病医院或者居家腹膜透析。

然而，现实是，我国绝大部分的血液透析中心都没有专门的隔离透析室，而肺结核医院也基本无法提供血液透析治疗。居家腹膜透析治疗近年来虽有发展，但普及依然受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下简称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科主任医师段鸿飞告诉“医学界”，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城市，透析资源都是很宝贵的。尿毒症合并肺结核的患者几乎无法找到接收他们的地方。

“我认识的这类患者，基本上都不在人世了。”段鸿飞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主治医师魏纯淳告诉“医学界”，该院的尿毒症患者如果发现感染结核，就会被转至本院结核病房或其他专科医院。在本院治疗、并处于结核活动期的患者，需要单独在结核病房隔离治疗，进行更为昂贵的床边超滤（crrt），这种治疗方法虽然比单纯血透效果更好，但是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201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苏州地区2011~2017年间住院的9528例肺结核患者中，合并症高达72.7%，发生率排名前三的依次为肺外结核（36.24%）、糖尿病（11.28%）和药物不良反应（11.27%）。

一份来自北京市胸科医院的研究也发现，2012~2016年，在该院初次住院的9653例肺结核患者中，排名靠前的合并症分别包括：营养不良（19.49%）、2型糖尿病（19.18%）、贫血（16.7%）、白细胞减少症（3.53%）、病毒性肝炎（3.46%）以及肺癌（1.65%）等。

如果遇到合并肠穿孔、阑尾炎、脑出血等需要外科紧急干预的肺结核患者，情况就变得棘手起来。

碰上这种病例，如果外院的医生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就可能错过抢救时机。需要转院做手术的患者则四处碰壁，大多数综合医院不愿收治。段鸿飞和同事常常需要动用私人关系，或利用医院之间的合作关系，才能为这类患者找到接收医院。

一位高年资的结核病医生曾回忆，大约20多年前自己做住院医师时，合并肠穿孔的结核患者还有机会存活。“肠结核患者往往腹腔感染得一塌糊涂，手术难度很大。那时外科医生还愿意收治他们，觉得不做手术就是死路一条。”

但近些年，医生们越来越趋于保守。囿于传染病防治法中“非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不能收治肺结核患者”的制度规定，加之日趋紧张的医患矛盾，不再有医生敢做风险大的手术。而这样的患者，如果综合医院拒绝收治，专科医院就只能采取保守治疗，但效果往往不是很好。

段鸿飞还会遇到患者内外科疾病同时发作的情况。

今年五一假期之前，一位29岁的女性患者疑有淋巴结核，被层层转诊至北京胸科医院。令段鸿飞不解的是，除了淋巴结肿大、伴有高热外，患者还严重贫血，血红蛋白低至46g/l（成年女性正常值为110~150g/l），这是结核病解释不了的。

段鸿飞顺着严重贫血这条线索往下查，怀疑患者合并有噬血综合征。他请来通州区潞河医院的血液科医生为患者做骨髓穿刺和其它检查，结果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噬血综合征属于血液科的急重症，由于临床表现错综复杂，疾病进展迅速，医生如果认识不足容易延误诊治，导致患者病死率较高。

尽管积极输血支持治疗，短短一周内，患者的血红蛋白就下降至39g/l，并先后出现了消化道出血、泌尿系出血、还有颅内出血、癫痫等症状，情况危急。

段鸿飞和同事立刻请外院的神经外科、感染科、血液科医生共同会诊，为患者进行紧急治疗，一旦患者脑出血加重，就要做开颅手术。

万幸的是，患者病情最终得到控制，没有进行开颅手术。其他科室医生的帮助，起到很大作用。

类似惊心动魄的病例较为罕见，段鸿飞每年会碰到一两例。他说，“在专科医院工作的医生都知道，自己能力范围内可以满足病人99%的需求，但有1%是满足不了的。这1%，无论对医生还是患者和家属，都往往是永久的遗憾。”

今年4月26日，呼吸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在“呼吸界”公众号上发布文章

“重视什么事情就把什么事情独立起来”的防控体系，并不一定是对它的强化，这种“独立”其结果必然造成独木难支。

从我国医疗结构统计数字来看，综合医院占比全国医疗机构近70%，但发挥结核病诊疗作用却非常弱。因此，如果综合医院不主动承担起结核病诊疗的话，结核病的防治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因此，该专家觉得当下最重要的是增强结核病专科医院的综合治疗能力。这种愿望受到两方面条件制约：一是医院领导对学科发展的重视，二是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

段鸿飞也认为，专科医院应该拓宽业务面，提高综合救治能力，走“小综合、大专科”的发展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