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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叡并非是归雒阳。
而是直接取道豫州与兖州,渡过大河进入冀州的邺城。
缘由乃是少小与曹叡一起长大、留在邺城看护宗室诸王侯如今在雒阳的燕王曹宇,令人传来了一封密信。
所言何事无人知晓。
但曹叡甫一看罢,便令禁军收拾行囊赶回去。
行程之匆忙,以致得悉消息的胡质赶回来接替坐镇宛城时,曹叡的行伍已然进入豫州。
这也令所有留在荆州的将率心有不安。
如果是寻常之事,曹叡定不会如此匆匆。
不过,待胡质静心思虑一番,便也大致能推断出是什么事。
如没有意外的话,应是冀州有黎庶聚众叛乱了。
盖因随着雒阳中军进入关中驻扎后,关中无法承担得起他们的粮秣,是故魏国一直都让冀州与司州的黎庶转运的。
持续了一年多的徭役,黎庶自然不堪重负。
如今关中决战即将要开启,徭役再复加重,且正值百姓将要忙碌秋收的时节,矛盾激化、诱发民乱也不足为奇了。
或是说,比起动摇军心而言,些许民乱还不足令曹叡亲自赶回去处理。
但现今乃非常时期。
将举国之兵聚集在了关中的魏国,已然拼凑不出讨叛的兵马了!
为了不让民乱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影响了关中的决战,曹叡亲自赶回去才是最好的选择。
反正,荆州部署已然,一切按部就班即可。
有没有曹叡坐镇皆相差不大。
因而,胡质入宛城后,乃作了书信给王昶与夏侯献等部,声称天子曹叡赶回邺城乃是为督促关中决战的粮秣辎重,让他们无需有后顾之忧。
算是一个勉强可以说得通的理由罢。
对此,王昶与夏侯献等人皆没有置喙之处。
虽然他们也如胡质一样,能隐隐猜测出曹叡归去的理由,但战事焦灼的局势下,胡质给予的理由就是最好的解释。
至少,能让他们安抚麾军心。
且他们对曹叡的归去亦没有多少担忧。
盖因魏国的北疆现今很安定。
辽东公孙氏覆灭、北部鲜卑不复为患,就连并州河套平原的战事都暂时停歇了。
却说,自南匈奴刘豹与鲜卑拓跋部共盟后,魏国并州的疆域便缩减到了云中郡。但受限于魏国将所有兵力都用在与大汉的战事中、无有兵马驰援并州的情况下,田豫一度生出了放弃云中郡、以山脉纵横的定襄郡与雁门郡为防线的心思。
没办法。
云中郡一马平川的地形,在南匈奴与鲜卑拓跋部来去自如的作战方式下,哪怕是镇守北疆多年的田豫,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但现今这种忧患暂时缓和了。
不知为何,原本精诚合作的南匈奴刘豹与鲜卑拓跋力微,竟反目成仇了!
不仅各归朔方与五原不说,还频频派遣小规模的游骑相互劫掠、彼此烧杀不断,委实令人诧异。
或许,乃是彼等胡虏奉行弱肉强食之故罢。
利同则合、利尽则散,势大之时不羞反复、势穷时不吝屈膝。
魏国如此断言,亦仍以云中郡为边境戍守着。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魏国北疆压力骤减的乃是郑璞之功,缘由是为了魏国能安心的发起关中决战。
在郑璞原先的策算中,乃打算借着拓跋鲜卑部来诛杀南匈奴刘豹。
然而,事情随着汉军占据陇东与大半个右扶风而发生变故了。
汉军以张嶷与刘忠(离芒唐)安抚关中北部四郡,襄助北地汉家遗民高俊与句就种羌,打算重振“六郡良家子”为国而征的声势,亦让拓跋力微觉得若是依着先前的约定诛杀刘豹后,自身会迎来汉军的“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是故,不管黄崇如何催促,他皆以各种理由拖延,迟迟没有对防备之心尽卸的刘豹动手。
黄崇猜测到其心意后,便作书归来告知郑璞。
在声称拓跋力微无有践行昔日约定后,便献上了退而求其次的计谋。
乃是打算征求郑璞首肯,让邓忠反戈到南匈奴部落,将鲜卑拓跋部与汉军的协议告知刘豹,挑起两部的战事。为了避免魏军退出河套平原后,南匈奴刘豹与拓跋力微仍同进退,最终成为汉军复关中北部四郡的隐患。
且让邓忠反戈入南匈奴也没有什么危险。
邓艾与刘豹先前有过交集,虽然谈不上什么情谊,但邓忠先父战死而魏国祸及家门、自身被迫效力仇雠乃是实情,如今寻得了晋身之阶转投南匈奴,足以令刘豹打消疑心接纳。
是故,郑璞不假思索便允了。
权当是为诱魏国无有后顾之忧的发起关中决战裨益罢。
只不过,蛰伏在河套平原的暗子郑璞能指使,但遁入魏国腹心的死间李简,他便是鞭长莫及了。
于无法传递消息的情况之下,一切事情皆由李简自决之。
亦不可免,做出了不合时局的举动。
却说,在去岁陈仓大战即将开启之时,他便觉得自身入魏所图迎来了最佳时机,亦开始着手开始实施。
因为他始终记得在远离乡梓时,郑璞给予的任务,乃是待汉军剑指关中发起还于旧都之战时,他要尽可能的扰乱魏国的后方令魏国陷入内忧外患、让大汉更顺利的梦圆。
但江东的背盟令汉魏双方战事消弭、汉军开始伐吴让他始料不及。
那时的他,已然故意做出了一些不寻常的迹象来吸引他人的注意,犹如那弦上的箭矢般不得不发。
这让他陷入了两难之中。
若是继续推行,对汉军入主关中没有多少裨益,亦令他入魏多年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但不继续,却也因为引起了他人的警觉,同样会以功亏一篑收场。
在迟疑数日后,他还是决定继续推行。
但与原本计划中类似前汉孝武帝时的“巫蛊之祸”、将无数官员牵扯其中引发朝野动荡不同,他打算离间曹叡与司马懿的君臣关系。
这个更改,看似没有成功的可能。
司马懿作为文帝四友之一,乃是如今唯一硕果仅存的辅政大臣,曹叡对其的信任毋庸赘述。且仅是彼作为魏国赖以抵御逆蜀入寇关中的不二督率,就令曹叡再怎么愚蠢都不会在汉魏战事焦灼之时自毁长城了。
但李简并非无智之人。
他入魏数年了,在道听途说与细心揣摩中知道了曹叡很聪颖、不乏帝王心术。
亦知道有些事情看似不可能,但却最容易有机可乘——不需要如昔日魏讽那样联合无数志同道合者约定共同举事、然后将脏水引到司马懿身上;而是只需要适当引导、留下许多无法解释的疑团,让很聪颖的曹叡自行去思考答案即可。
是故,他的做法也很简单。
趁着身在邺城的便利,时时拜访五斗米教寻求鬼神之道;倚仗着济北王曹志给予的通行文书,隔三岔五的拜谒魏武高陵时,将诅咒曹叡早死的厌胜之物埋在了高陵附近。
这种异常的行径自然瞒不过他人。
仅是他往返谒魏武高陵月余时日后,就被戍守陵园的甲士上禀给魏郡太守。
很巧的是如今魏郡太守,乃是被曹叡觉得已然一改旧日作风可堪一用、并以昔日进策“先破无后御蜀”之功外放地方历练的夏侯玄。
曾经以布衣与李简攀谈的夏侯玄,一开始对李简毫无恶意。
但后来李简与司马昭倾心相交、相互盛赞之后,他便对李简有了恶感。
盖因他对家妹夏侯徽不明不白的暴毙、被司马家背弃联姻情谊带着无比忿怒,因而对李简也“恨屋及乌”了。
得报后的他,当即暗中遣人跟踪李简,亦很顺利的将其人赃俱获。
李简诅咒曹叡所用的厌胜之物,乃是道家惯用的一块玉八卦牌,而向魏武曹操的祷祝之词大致意思则是“曹叡即位之后接连丧师失地,兼子嗣凋零殆尽,乃是魏国的厄运之君、亡国之君。是故求魏武曹操的在天之灵,为了魏国社稷安稳,莫要再庇护曹叡寿命,让魏国迎来更好的君主”云云。
不管言辞还是行径,皆没有牵扯其他。
如哪一位魏武后人才是中兴之君,如有哪些心忧魏国社稷之臣共同联名祷祝等。
依着常理,这种一目了然的、关乎君主的谋逆之举,主事之人直接上禀给如今坐镇雒阳的燕王曹宇,让他与天子曹叡处置便可以了。没必要继续参合其中,以免给自身带来不确定的因果关联。
但夏侯玄觉得,李简必然有其他同党!
比如,李简入魏之后唯一相交的友朋司马昭,就必然脱不了干系!
他敢如此断言,不止于他心中对司马家的忿怒,更因为李简行厌胜之术不可能虎头蛇尾。
无他,源于彼在祷祝之词中,声称诅咒曹叡早亡乃是为了魏国社稷考虑。
但试问,最令朝野动荡之事不就正是君王更替吗?
在四海升平之时,君王更替尚且能诱发宫廷喋血之变,更莫说现今正值逆蜀频频出兵来犯之际!
况且,对于魏国而言,曹叡即帝位乃是名正言顺的。
不管他嫡长的身份,还是昔日魏武曹操在世对其的喜爱与“我基於尔三世矣”的期待。若是将他诅咒不幸大行了,而没有提前确定祷祝里“中兴之君”的人选,那么,李简以何面目声称此举是为了魏国的社稷安危呢?
此中必有同谋襄助也!
没有在祷祝之词内体现,只不过是因为此同谋与李简的职责不同李简主事厌胜,而其他同党策谋定鼎之君!
做出如此推断的夏侯玄,并没有当即将事情上禀。
而是以“谒魏武高陵时行举不端”为理由,打消时人对扣押李简之事疑惑与关注,暗中则是以心腹之人对李简严加拷打,逼问同谋与党朋。
心怀死志的李简自是不如他所愿的。
不管夏侯玄如何严刑拷打,哪怕是体无完肤、被疼痛折磨得几度昏厥后,他口中让是反反复复一句“社稷安危,匹夫有责!报国之志,君子之勇也,何须他人同谋!”
如此持续四五日后,李简已然奄奄一息,再用刑必将毙命。
而夏侯玄也开始自疑是否自身判断有误。
因为他倏然想起,李简不过一介手无缚鸡之力、不曾踏上仕途的落魄士人而已!
这种人行事往往是只凭借胸腹间的一股热血,丝毫不顾及后果的。
就如彼昔日行刺郑璞一般,心中只是为了报答尹奉的一言之恩,丝毫不顾及行刺之后他将会被处死、宗族妻儿皆遭到牵连。
如今没有周全的计划,没有寻找同谋,或许也是他目睹魏国失土无数的喟然,被迫远离乡梓颠沛流离的积愤,因而导致彼行事不念后果罢。
带着无可奈何,夏侯玄寻了个宽慰自身的理由,且打算就此将此事上禀罢了。
但不料,他才刚刚气馁,事情便迎来了柳暗花明。
却说,李简入魏之后一直靠着给权贵或豪右之家佣书为生计,本着安贫乐道之心,可谓是身无长物。随身携带的一个小行囊里,也只有一件换洗的陈旧衣裳与笔墨之物。而他在被严刑拷打后,身上的衣裳亦随之褴褛,如此装入槛车送去雒阳自是不雅的。
是故,夏侯玄便让人将他另一套衣裳弄来换上。
那人依命行事,但不久便归来禀报夏侯玄,曰“府君恐是白费功夫了,那贼子另一衣裳新旧补丁层层叠叠,却同样褴褛不蔽体,比市井乞儿所穿的更破,在下真不知他为何还留着此衣。”
或许是此衣乃乡梓妻儿缝制故而不舍丢弃罢。
正在研磨作书雒阳的夏侯玄心中如此作想,亦不以为念,复遣人前去市井为李简购置一身衣裳蔽体。
但少时后,他神色猛然一愕。
旋即,霍然起身,连膝盖撞翻案几撒了砚墨都恍若无觉,抚掌而笑,“噫!我知此贼狡诈之处矣!”
且当即令人将李简那件破损衣裳奉来。
是的,他想到了一个离奇之处。
一件已然破损得不能再穿的旧衣裳,不丢掉也就算了,但为何还要费功夫打补丁呢?
此不正是欲盖弥彰嘛!
待将那破旧衣裳寻来,将所有补丁都细细拆开一看,果然如他所料。
旧补丁没有什么离奇之处,但新补丁皆附着一层帛书。
或是说,就是将帛书当作补丁绣在了衣服上。
每份帛书皆不大,堪堪能录一两句话语在上,也没有署名。
夏侯玄将所有帛书一一铺展在案细细打量,对比了一下字迹,应皆是出自一人之手,但绝不是李简。
书曰
“此事我等虽有背君父之垢,然为社稷安危,百死亦不悔矣!”
“《六国论》之后,天子意起宗室以用,世家权柄将式微,君事不宜迟。”
“君但当赴国之急,新君之事勿忧也!举国之兵在握,三朝重臣之信,逆蜀谯周天命之说,魏宗室元勋权柄不复,必可令齐秦二王无缘继大统。”
“今不与君共行,委实后事无人可绸缪也!若事发而君死难,我纵百死亦促事成,滔滔雒水可作誓!”
内容零零散散的,但夏侯玄可大致了然了。
作帛书之人必然是司马昭!
盖因如今唯有与李简交情莫逆的司马昭,才有资格能说出“举国之兵在握,三朝重臣之信”这样的话语。
而他与李简的约定,则是李简以厌胜之术将天子曹叡诅咒死后,便倚仗其父司马懿几乎掌控了举国之兵的权势,以“魏文帝这支后嗣大多夭折”、要破逆蜀儒者谯周的天命之说为由,弃曹叡的养子曹芳与曹询而改立魏武曹操其他后人为君。
且看帛书内容,司马懿并没有参与其中。
但这点夏侯玄自动忽略了。
的确,司马懿如今的地位,已是魏国除了天子曹叡之外最有权势之人,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已经没有什么理由促使他心动参与这种谋逆之事了。
不过,若是此事的前提,乃是天子曹叡驾崩了呢?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嘛。
在君王新旧交替之际,他出于对权势的巩固之心,面对魏国外忧未平而内患生的局势,再加上其子司马昭在侧劝说,还会无动于衷吗?
不出意外的话,他应是“勉为其难”的顺势而为罢!
罪名什么的别人承担了,可凌驾君王之上的权柄之路亦水到渠成了,在前朝无数个“进则安、退则身死族灭”的权力斗争例子面前,他那还不会以周公自居!
对司马家抱着愤慨的夏侯玄,当即就将事情梳理得有条不紊。
在给坐镇雒阳的燕王曹宇作书时,亦秉持着“点到为止”的春秋笔法,字字没有让指摘司马懿之事,但笔笔皆令曹宇意会得心胆俱裂。
亦一面让夏侯玄不可声张,继续以扰高陵的罪名将李简关押在邺城;另一面则是遣人以八百里告急传信给在南阳天子曹叡。
曹叡看罢后,无法继续在宛城坐镇、二话不说赶回邺城亦不足为奇了。
行于途,他心中仍有侥幸,并不相信司马昭会与李简同流合污。
盖因司马昭乃是在他的授意下与李简倾心结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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