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章 茶官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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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的勋贵们众多，仅仅靠醉天堂酒只能满足一少部分人而已。

赵昕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棉花，但眼下棉花还尚未推广，他即便掌握了技术，也是无米下锅啊，所以他再三思索后将目光瞄向了茶叶。

自古以来，关乎国民生计的重要物资，一向都是由官方垄断，最常见的就是盐铁专营，但还有一样东西，它不是生活必需品，但却也纳入了官营，那就是茶叶。

茶源于我国，但饮茶始于何时？据《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从神农时代开始发现茶可以作为饮料算起，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茶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个用途，分别是祭祀、入药、食用。

西周时，茶是用来祭祀的，东汉华佗《食经》中记载“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

当然对于喝茶起源于何时，大家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说起源于汉代，也有的说起源于六朝时期，但毫无疑问的是茶兴盛于隋唐时期。

古人是牛逼的，据唐代陆羽著《茶经》记载，不但形成了饮茶艺术，而且把儒佛道都融入茶文化中。

因为茶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的功能，所以起先，寺庙最为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种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等礼节，唐代形成的茶道分三类，即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但到了宋代，茶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且宋太祖赵匡胤极为爱好饮茶，在宫廷成立茶事机关，而且分等级，茶的礼仪已经成了礼制，赐茶已经成为了皇帝笼络大臣们的一种手段。

在赵昕看来，盐关系到天下苍生的性命，而铁则是兵农之本，古代制盐技术不够发达，且交通运输不便利，所以将盐收归国有，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将茶这一消耗品，收归国有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后世市面上司空见惯的茶叶，从晚唐时开始被纳入官营，成为“茶官榷！”宋朝也继承了这一制度，不继承不行啊！因为老赵家的坑爹制度，每逢灾民四起，就选取精装编入禁军，如此一来，朝廷捉襟见肘，自然不肯放过茶这个获利不非的商品。

宋朝承晚唐、五代之制，在水陆交通便利的六个地方设立榷货务，即江陵府、汉阳军、蕲（qi）州，无为军、真州、海州，又在茶叶的主要产区淮南设有十三个山场，这六务十三场负责征购、储存、和批发。而开封设立的榷货务只负责批发。

在宋代，茶农们被称为“园户”，隶属于十三个茶场。官府每年会提前发放一些钱给园户，称为“本钱”，园户则按照官府配给的数额进行茶叶种植、采摘和加工。也就是说不是自己想种多少就种多少的，一切得由官府说了算。

而制作好后的成品茶，一部分作为茶租上缴给官府，剩下的则由六务十三场收购，不得卖于别人。在抵扣了本钱和茶息之后，园户们才能获得一定的收益，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古代无论种植什么，基本上都是靠老天爷吃饭，一旦收成不好，园户们不但要如数偿还本钱外，缺额部分的茶息也要照付不误。

六务十三场完成收购之后，再将这些茶叶转手批发给各地的茶商，最后在大宋各路销售。但茶商并不能随随便便地购买茶叶，而是先要到榷货务缴纳现钱或者金帛，换取类似“盐引”的“茶引！”也就是今天的提货单，随后才能到六务十三场批发茶叶。

官府就相当于一级代理，垄断了定价权和经营权，不允许茶商与园户直接交易，而二级代理，茶商们可以自主定价、自主经营。

宋朝太宗和真宗时，对茶官榷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最终都未能改变其国家垄断的性质。

站在官府的角度来讲，官府作为一级代理商，能获取绝大部分的利润，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但由于官府干预过多，茶叶市场的活力不足。

首先，园户未能完成官府派给的种植任务的话，茶息却还是要照付的，如此一来，搞得一些园户入不敷出，只能靠“贴田卖屋”来抵偿，无疑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和从业风险，

其次茶商们和官府做生意往往会处于劣势，为了得到新茶，就得到处巴结送礼，而且官府每年都会根据市场来调节茶的价格，大头都被官府拿走了，剩下的利润又太薄了，所以茶商们缺乏积极性。

官府很聪明，不管怎么样，它都是稳赚不赔的。但排除六务十三场的管理成本，运输成本，仓储成本，损耗成本，还有打击走私的执法成本后，细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由于市场活力不足，所以往往是供大于求，茶叶积压严重。在赵昕看来茶官榷于官、于商、于民均有诸多弊端，就是一个三输的局面。

宋仁宗当政时，围绕废罢茶官榷的问题讨论了好几回，景祐三年，时任权叛户部勾院的叶清臣给宋仁宗算了一笔账在景祐元年一年内，官府所获得的的茶息是万贯，茶租是万贯，但官府从茶商处收的税却高达万贯，于是叶清臣建议改官榷为通商，如此一来官府不但节省了成本，而且光是收税就能获得几倍的收益，何乐而不为呢？

但不知道怎么得，一帮大臣们研究了好长时间，都以为不可行，所以废除茶官榷的动议只能搁置下来。

庆历三年，朝廷又开始讨论“弛茶盐之禁。”但当时的一把手范仲淹却认为眼下朝廷政缺钱呢？把茶禁放开，等同于让利于商，朝廷缺了这项收入，最后还是会分派到农户的头上。范仲淹本着“与其害农，还不如对商贾加以控制！”

所以即便是商业发达的宋代，重农抑商的思维惯性还是根深蒂固的。

等到庆历四年，朝廷财政宽裕的时候，范仲淹却早已被贬出京城了，正是应了那句话“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有些事情一旦错过了，便再也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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