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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冯赟也站在冯道一边,主张应该宽大。于是一大批李从荣的部属官员,才侥幸得以免死。
在天津桥事变后的第六天,在宫中长期卧病,又因为儿孙丧命而耗尽精力的后唐老皇帝,终于结束了心理与生理上双重煎熬,病逝于雍和殿,享年六十六岁。按冯道与卢文纪的建议,李嗣源被追谥为圣德和武钦孝皇帝,庙号明宗”。
与把皇帝当得极失败的庄宗李存勖不同,明宗李嗣源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明宗靠精简各种政府机构、历行节俭减少了开支,在此基础上多次降低税赋、徭役,让利于民,让民众有了安心生产,真正能够改善自身生活的动力。
李嗣源先后减少、取消了“曲钱”、“桥道钱”等杂税;规定征用民伕劳动一次不得超过十五天。限制民间高利贷对贫民的盘剥,规定不论年限,利息最多不得超过本金等等。
在李嗣源称帝之前,收税的官吏收得如果是实物粮食,为防止在转运、存储中的损耗,他们在征收时会比实际税率收得多。李嗣源一登基,就下令禁收省耗,只准实际税率征收。
后来,李嗣源到国库视查,了解到仓库保管的实际情况。由于很难阻止老鼠、麻雀的偷食,以及粮食放久了,可能出现的朽坏,仓库中的粮食出库时不可能与入库时一样多。而亏空的部份,仓官们只能用家产去填补,填补不足时,甚至用命去顶罪!李嗣源听了,大为感慨,于是又下令开征“鼠雀耗”,每征收一斛粮食时允许加收二升不入账,即加征百分之二,以备鼠雀之灾。
李嗣源取消了加百分之十的省耗,增了加百分之二的鼠雀耗,民众的税收负担还是有所减轻。但是由于官吏在官民矛盾中,占据了强势地位。一项为官吏合理利益考虑的制度一旦开了口子,极难不被滥用。鼠雀耗的加征比例在接下来的日子中,根本守不住百分之二的底线,而是扶摇直上。
因为鼠雀耗最初是以防备老鼠、麻雀为名开征的,深受其害的百姓给老鼠取了一个别名“耗子”。一项本为利民的改革,最终变成了害民的弊政。
除了关心民间疾苦,李嗣源也能够承认和改正自身错误。有一次,李嗣源得到巡检军使浑公儿的奏报,称有两名百姓私下练习战斗。李嗣源的上位经历,使他对这些事看得非常紧。他认为对下层的造反企图,应该扼杀在萌芽状态。于是他命石敬瑭从严处理此事。石敬瑭揣摩圣意,不由分说就将两人处死!
过了一段时间,李嗣源才得知真相:原来那两个练习战斗的百姓,只是两个儿童拿着竹竿打闹嬉戏。李嗣源非常后悔,做出以下处分:自己减膳十日,向冤魂道歉;石敬瑭罚一月俸禄,以示薄惩;浑公儿仗二十,革职流放;再给受害者家属每家赔偿绢五十匹,粟、麦各一百石,安排埋葬。通告天下各州道府官员,凡有极刑大案,都要反复核实查清,不得虚应故事!
李嗣源对责任人的处理自然还是过轻,但对于一个身经百战,取过无数人性命的沙场皇帝,对于对自己毫无威胁的小小百姓,能主动认错赔偿,已经算是做得非常不错。
李嗣源当上皇帝之后,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个神圣的职务内心非常忐忑。他曾经屡次在宫中焚香,祷告苍天道:“我只是一个胡人,因为时逢大乱而被众人推戴。出于不得已,愿上天早日降下真正的圣人,为天下百姓做主。”
就在李嗣源执政的第二年,在洛阳城甲马营有一个中级军官的妻子,生下一个异常强壮、活泼好动的儿子。几十年后,这孩子长大,一飞冲天,开创了一个新的大一统王朝。
李嗣源死后的第四天,从魏州赶来的宋王李从厚到达洛阳。第五天,后唐朝廷正式向天下宣布天子驾崩,举国缟素。李从厚在李嗣源灵柩前即位,成为了后唐皇帝。
这一年,李从厚已经十九岁,并非幼主。但是他比较懦弱,缺乏主见。之前,他很害怕他那位凶巴巴的二哥,处处让着李从荣,只想老老实实当一个亲王,开开心心混日子。但谁能想到,天命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有时你有心栽花,花却不活,无心插柳,柳偏成荫。尽管李从厚没主动去争位,皇冠却从天而降,落到了他的头上。
不过,天上掉下来的皇冠虽然看起来诱人,却未必是什么吉利的东西。因为皇位仅仅是李嗣源留下的资产,继承起来相对容易。而李嗣源在天下军民中的威望,是无法随着皇位一起传给儿子的。李从厚和二哥李从荣一样,从未经历任何战阵,在军队中的威信接近于零!他同二哥一样,缺少一个可靠可用的心腹班底。
远在蜀地的孟知祥听说李嗣源逝世,李从厚登上后唐皇位之后,大感欣慰。他向左右官员发表了一番关于未来后唐政局的预测。他说道:“宋王幼弱,他能够信任和重用的,是那些能力低下的小人。新的大乱,指日可待。我们只需等着,好好欣赏中原的大戏。”
既然后唐对巴蜀的威胁,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已经大大降低了,那么孟知祥也就觉得:是时候给自己升级了。于是,蜀中接二连三地冒出了祥瑞。先是有人声称在嘉州犍为县看见了黄龙,然后又有大批白鹊飞到玉局化,有白龟畅游宣华苑等等,各种稀奇生物纷纷出场。
接着,由赵季良领衔,蜀中百官联名劝进,恳请孟知祥即皇帝位,不要辜负上天的好意!孟知祥自然也按照惯例,再三辞让,但在天命人心的共同拥戴之下,最后还是万般无奈地当上了皇帝。后蜀正式建国,距离李嗣源逝世只有三个月。
正如后蜀皇帝的预测那样,后唐新天子李从厚很快就无事生非,惹出了一连串麻烦,最后一个还是惊天动地的大麻烦。其实从李从厚的本意来说,他还是希望当一个称职的皇帝。所以登位不久,李从厚就请学士给自己讲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等帝王书,俨然是勤奋学习的好学生。
李世民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广纳谏言,集思广益。而李从厚却只信任,当然也因为在朝中缺少根基的他别无选择,只能信任和重用将他扶上皇位的朱弘昭、冯赟等人。
他在王府的幕僚中,原本有个最心腹的部下,名叫宋令询。此人在魏州时任都押衙,知书乐善,动皆由礼,极受李从厚信任。李从厚入京继位,宋令询陪同而来,继续为李从厚出谋划策。
朱弘昭与冯赟一看:这不行!如果不对新天子身边的旧人加以限制,这姓宋的可能不久就会拜相入堂,取代我们执掌枢密院。于是朱弘昭、冯赟等串通一气,撰写诏书,任命宋令询为磁州刺史,外放出京。
李从厚见众臣要将宋令询从自己身边赶走,虽然很生气,但鉴于跋扈的二哥都被这些人弄死了,懦弱的他自然不敢违逆朱、冯二人的意愿。于是他只得违心地同意,送走了自己的最优秀,也是最忠诚的心腹。
不过,由此时朝中的新贵朱弘昭、冯赟、孟汉琼、康义诚等人,在得势之前,资历功都很低微,不论朝中还是地方,胜过他们的人比比皆是,所以要有效地保住意外到手的权势,需要排挤的潜在对手,那是非常多的,包括有些曾经的盟友。
在李嗣源临终前,他身边有四个最有影响力的亲信,分别是朱弘昭、冯赟两位枢密使,宦官首领孟汉琼,以及以淑妃身份代理后宫之主的花见羞。在搬倒李从荣的谋划中,朱弘昭、冯赟、孟汉琼表现得十分活跃。唯独花见羞的态度比较暧昧,从其一向圆滑,避免作恶人的处世原则来看,她在整个阴谋中选择了置身事外,没有参与其中。
李从厚登基不久,发生了一件可大可小的事件。一个宫中的六品女官司衣王氏,在与击斩李从荣的功臣朱洪实的妻子聊天时,一时心直口快,竟瞎说了一段不知轻重的大实话。她说道:“秦王作为人家的儿子,父皇重病时不在床前伺候,导致别人嫁祸给他,实在也是罪有应得。不过要说他谋反,那就诬陷太过了!朱司徒以前也算受过秦王的恩宠(李从荣开大元帅府时,欣赏朱洪实的骁勇,对他特别优待,时时奖赏,待遇厚于诸将。只是李从荣不知道,朱洪实暗中已拜朱弘昭为义兄,他的笼络已无效果),关键时候怎么不替秦王说句公道话?实在让人遗憾!”
于是,这段话传入了朱洪实的耳朵。朱洪实马上去找到康义诚,商议怎么利用此事。这位王氏在宫中不仅仅是管理服装首饰的司衣,还是许王李从益的奶妈。许王李从益是李嗣源最小的儿子,是在李嗣源称帝之后,由不知名的宫嫔所生,此时尚年仅三岁。
由于花见羞没能生下自己的孩子,李嗣源就让花见羞领养了李从益。花见羞作为后宫之主和李从益的养母,特别挑选了司衣王氏当李从益的乳母,可见两人的关系不一般。因此,借着这次机会,花见羞成了标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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