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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了,”面对维克托提出的问题,瓦连卡似乎是才想到什么,他抬手在脑门上拍了拍,随口说了一句,转身就朝门口的方向跑过去,在出门的那一瞬间,他才解释道,“格鲁沙科夫同志给了我一份文件,我忘到车上了……”
看着这家伙慌手慌脚的出门而去,维克托无奈的摇摇头,做一名司机,瓦连卡这家伙倒是够格,但是如果要做一名秘书的话,他还真不是那么块料子,主要是这家伙总是粗心大意,做事毛手毛脚、丢三落四的。
在维克托的观念中,瓦连卡不可能永远留在他的身边做一名司机,或早或晚的,小伙子总归是要脱离开他,自己去做一番事业的。另外,如今的瓦连卡已经是大尉了,再过上两年,他总归是要在军衔上继续提升的,到时候他成了一名校级军官,难道还能继续留在自己身边,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司机?
这件事,维克托过去也同瓦连卡谈过不止一次了,他希望这个从自己重生之初就跟在自己身边的小伙子,能够找到一个他想去的地方,到时候维克托宁可以权谋私一次,也得想办法把事情办成了。但可惜的是,这家伙总是那么没心没肺的,每次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说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对现在的工作也非常满意……
好吧,如今的瓦连卡还是太年轻了,或许再过两年,等他再成熟一点了,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和观点了。
风风火火的出门而去,瓦连卡很快又风风火火的跑了回来,当他再次进入棚屋的时候,手上便多了一个黑色的皮制公文包,这种公文包是制式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专用,公文包上有红色的盾牌匕首徽标。
“格鲁沙科夫同志很谨慎,”重新回到铁皮桶旁边,瓦连卡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文件袋,递到维克托面前的同时,说道,“他约我见面的地方,是伊尔门湖岸边的一处农庄废墟,据他自己说,他目前在列宁格勒的委员部内没有发言权,而且,阿塞尼?瓦先科不仅不信任他,还一直在将他边缘化。”
阿塞尼?瓦先科,全名应该是阿塞尼?阿尔谢耶维奇?瓦先科,1903年出生于奥尔仲尼启泽,曾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担任职务,战争爆发初期,在内卫第13步兵师担任副师长,也正是这个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步兵师,在苏拉河南岸的罗姆尼镇,将古德里安指挥的装甲集团阻挡了三天,从而为西南方面军的大批部队赢得了生机。
也就是在那一战中,瓦先科右腿小腿受伤,最终不得不做了截肢手术,并由此退出了一线作战部队。随后,他转调到列宁格勒,成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的二把手,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家的时候,他又转调到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并成为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的负责人。
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主席团中,瓦先科便是由日丹诺夫推荐进去的副主席,当然,这也是惯例。
对于瓦先科这个人,说实话,维克托是抱有一定好感的,他曾经与瓦先科见过面,打过交道,在他看来,这个因战争而留下终身残疾的家伙,是个性格很豪爽、很乐观的人,他言辞幽默,待人和蔼,但在工作上又非常的认真,可以负责任的说,此人就是个标准地道的布尔什维克党员。
但无奈的是,维克托自己对瓦先科抱有好感是没用的,两人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这就意味着他们不是一路人。
从瓦连卡手中接过那份文件袋,维克托将它摊放在膝盖上,一边将文件袋上的绳扣解开,一边对瓦连卡说道:“多加两根柴,让火旺一点。还有,把门上那个缝隙堵一下。”
瓦连卡回头朝门口的方向看了一眼,随后起身忙碌起来。
维克托将文件袋里的一摞文件取出来,从第一页开始翻看。
别看格鲁沙科夫只是列宁格勒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第二把手,可他在列宁格勒呆的时间,却要比瓦先科更长一些,说的更具体一些,他从1932年开始,就已经在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了。
维克托查看过格鲁沙科夫的个人档案,因此,知道这个人曾经参与过基洛夫案件的调查,而且他的第一笔政治资本,就是在办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捞到手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维克托对格鲁沙科夫的观感不太好,但不可否认的是,此人在工作上还是很有一套的。
就从手中的这份文件看,它显然是格鲁沙科夫自己整理归纳的,文件中记录的信息从1941年11月开始,一直到1943年1月份终止。整份文件按照时间排序,每一个记录所涉及到的人物、事件概要以及证据、证物等等,都以附件的形式添加在了文件最后。
维克托喜欢工作仔细认真、有条不紊的人,如果格鲁沙科夫在他的手下,哪怕是对方的人品不太好,他也会给予重用的。
这份文件维克托看得很仔细,以至于当瓦连卡将房门上的缝隙堵住,重新回到铁皮桶旁边的时候,他都没有察觉到。
文件中的第一条记录,时间是1941年11月27号,记录的内容,涉及到了列宁格勒住房与公共服务委员会。
只看记录的时间,维克托就能想到,这条记录创建的时候,正好是列宁格勒被围困的时期,就维克托所知,当年的11月20号,列宁格勒的居民面包供应量达到了最低线,一般的职员和女人、儿童,每天的面包供应量只有125克。
文件的记录显示,就是在这一天,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主席伊戈尔?科尔扎科夫在内的,瓦西里耶大岛区住房与公共服务委员会的14名职员,原因是这些人利用职权便利参与投机行为。
在被围困期间,列宁格勒实施的是实物配给制,而每天负责基本粮食分配工作的,就是住房与公共服务委员会。科尔扎科夫这些人便利用这项职权,将原本应该分发给区内居民的面包中扣除一定份额。
最初,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要,但是随着物资越来越紧张,食品的短缺程度越来越高,那些家庭条件还不错的居民,为了能够填饱肚子,开始用金钱、首饰等所有值钱的东西兑换面包。
科尔扎科夫这些人从中发现了“商机”,他们按捺不住心中的贪欲,开始用偷窃得来的面包,换取那些值钱的东西。
结果不言而喻,他们的行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察觉到了,并很快将他们一网打尽。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在列宁格勒大围困期间,整个城市的主要氛围还是积极向上的,可歌可泣的事件数不胜数,但在这些光明的背后,总归还是存在一些罪恶的,而格鲁沙科夫提交的这份文件上,记录的就是这些黑暗面的东西。
科尔扎科夫等14人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他们于当年的11月27日被捕,四天后便被拉到小涅瓦河边枪决了,不仅如此,他们的家人还被取消了一切食品供应。
而文件中记录的第二个案件,则是发生在1941年的12月13日,其中涉及到的部门是列宁格勒波普科夫城市产业部,该部门的主任米哈伊尔?伊戈纳舍维奇联合本部门的23名职员,通过伪造各种文件,包括食品供应卡、购物卷、军人证等等,帮助一部分官员亲属、子弟逃脱兵役和劳务,并骗取和交换各种稀缺物资。
这些人的造假行为从六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份,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非法物资,多达十七吨之多,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冲进伊戈纳舍维奇家中的时候,他的地下室里还囤积着满满的一房间食物,其中仅仅是巧克力就有将近四十俄磅,差不多二十公斤。
看完第二个案件的记录,维克托的眉头紧紧攒了起来,他将膝盖上的文件合上,伸着双手凑到铁皮桶边上,一边烤着火,一边思索着格鲁沙科夫给他送来的这个麻烦。
的确,这份文件确实是个麻烦。
且不说记录中的第一个案件,就说这第二个案件。
这个案子绝对是个大案,而根据记录最终显示的结果,当时的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只是将包括伊戈纳舍维奇在内的24个人抓捕起来了,而后续的侦查却没有任何记录。
类似这样的案子,侦办到这种程度就算结束了吗?毫无疑问,如果是斯大林同志看到这个记录的话,估计能被气疯了,不说别的,那些利用假证件为亲属、孩子逃脱兵役和劳务的人都有谁,内务人民委员部不该查出来吗?
可若是这个案子抓着不放,其最终会牵涉到多少人,恐怕谁也不好判断,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它甚至会在列宁格勒的官场上,引发一场大地震都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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