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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强调意识形态的联盟来说,经济领域内所涉及到一系列问题,都是很严肃、很关键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有两个基本点,即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建设联盟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可以看作是世界观,而发展联盟经济的手段就可以看作是方法论,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关键性,可以想见,作为方法论的经济手段,自然也是至关重要的。

之前曾经提到过,在联盟建设的过程中,仅在经济学领域,便存在着若干种完全不同,甚至是立场对立的经济学观点,这些经济学观点彼此争论,彼此批判,都认为对方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错误的,而自己一方的才是正确的,是富有前景的。

而总和各类观点之间的根本差异,其实可以将分析归结为一点,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是否还在起作用。

沃兹涅先斯基始终认为,在联盟的经济领域内,价值规律仍旧应该发挥作用,在宏观经济领域,应该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解生产和分配,而不是单纯的依靠行政手段,也就是以计划的方式来安排社会生产。沃兹涅先斯基强调物质刺激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鼓励以物资刺激的方式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推崇以利润的多寡来评价企业生产的效率。

在维克托重生之前的那个世界里,这样的经济学观点差不多已经成了举世公认的了,单纯的计划型经济发展模式,早已经被大多数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摒弃了,除了朝鲜那样的封闭国度之外,这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没有了市场。

但是在如今这个年月里,说沃兹涅先斯基的经济学说是叛逆都毫不夸张,因此,当他在一九三一年的时候,发表了那篇《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斯大林同志就直接将其评价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说他试图“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斯大林同志给出的这种评价可不是闹着玩的,在当时联盟的政治氛围下,沃兹涅先斯基没有被直接拉出去墙壁,已经算是他的运气足够好了,当然,这也与他的能力确实出众有关系,日丹诺夫同志不讲道理的护着他,才让他逃过了一劫。

此后几年的时间里,沃兹涅先斯基在经济学方面的观点和立场,也没有丝毫的改变,相反,他在这条路上似乎走得越来越远了。在卫国战争结束之后,沃兹涅先斯基在日丹诺夫同志的举荐下,顺利出任联盟的国家计委主席,成为了联盟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在此期间,他已经开始在联盟某些地区,有限度推动他那一套经济观点了。

比如说,在东部,尤其是远东地区,以提高工人薪水的方式来吸引劳动力东进,就是最先由他所提出来的,这条政策从根子上说,就是以“物质刺激的方式来协调生产”。

沃兹涅先斯基在经济上搞的那一套,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相反,自从一九四六年以来,在长达近三年的时间里,联盟内部批评、反对他的人一直都有很多,这些人普遍的观点,就是说他在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在搞修正主义。

但实话实说,战后的联盟情况比较特殊,整场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损失太惨重了,与此同时,战后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得联盟内外交困,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联盟在经济方面的工作显然只有一个主旋律,那就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全联盟的战后重建工作,并在同样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恢复联盟的整体经济。而联盟战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确定下来的,尽管在经济大方针上,联盟没有采纳沃兹涅先斯基的建议,但五年计划中的很多内容,却都是由其制订并确立下来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联盟急需沃兹涅先斯基在经济方面的才能,逆转当时那种糟糕的经济状况,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沃兹涅先斯基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了诸多的批评,但莫斯科的权力核心仍旧对他委以重用,因为当时莫斯科权力核心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联盟当时的主要矛盾并不在意识形态上,而是在经济领域——近乎全毁的国民经济与战后人们渴望改善生活的夙愿,已经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个矛盾如果不能得到缓和的话,联盟的局势就会出现动荡。

所以说,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沃兹涅先斯基之所以能够安全的走到今天,不仅仅是因为背后有着日丹诺夫同志的支持,还因为他的存在符合了联盟时下的需求。

后续出现的局面,显然证明了莫斯科决策者们的明智,从一九四六年确立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联盟的这个五年计划已经初步完成了,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恢复,在某些工业领域,生产和技术水平甚至超越了战前。在遭遇了战后连续两年的农业歉收之后,在进入四八年的这一年里,联盟的中央产粮区喜获丰收,国家终于在粮食问题上实现了自给自足。

这一切都是成绩,而要说这些成绩都是由沃兹涅先斯基和他所领导的国家计委带来的,那委实是夸张了点,但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沃兹涅先斯基是功不可没的,他为联盟战后经济的恢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联盟崛起于废墟的英雄。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矛盾的论述是精辟到位的,那句“矛盾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评述,能够将很多问题分析透彻。

就像前面所说的,战后初期联盟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而是经济领域内的,所以,沃兹涅先斯基的经济学是否有问题,他个人的立场是否有问题,都不是那么重要的,只要他能够带领联盟从经济废墟中站起来,联盟的决策者们就能够容忍他,至少是短期内容忍他。

最重要的是,当时还有一个日丹诺夫同志存在呢,作为沃兹涅先斯基的“领路人”,他能够给与后者足够的约束,使得联盟的大政方针不至于被这个“修正主义者”带跑偏了。

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联盟的经济从垂死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了,经济领域的矛盾不再是国家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日丹诺夫同志病逝了,联盟意识形态领域的掌舵人不在了,于是,清除沃兹涅先斯基这个“修正主义者”,似乎就成为了当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了。

是的,在联盟意识形态领域内,涉及经济领域的方针政策,向来都是严肃的,不同的经济观点之间,很可能会产生你死我活的斗争,当年斯大林同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斗争,有很多问题也都是体现在经济领域的。

这种事情,若是放在维克托重生前的那个世界里,会让人感觉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在那个世界里的人们,已经不再讲究“主义”、“阶级”这些东西了,相比起经济数据、gdp、国家的综合实力,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都淡化了,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就是能够推动经济发展,能够促进生产力进步的政策,就是好的政策,能够让人们过上日子,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章程,就是好的章程,其它一切都不重要。

而类似这样的观点,如果放在维克托当前的这个年代,嘿,谁敢说这样的话,估计结果不是被拉出去枪毙,就是被送进某家精神病院。

在维克托前世的那个世界里,之所以人们会有那样的立场和观点,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出现的,那只是因为在同样的斗争和辩论里,与沃兹涅先斯基有着同等观点的人获得了胜利,所以,历史走向就不一样了。

手里端着一杯伏特加,维克托紧紧抿着嘴唇。

马林科夫没有与他兜圈子,在列宁格勒问题上,他的立场很明确:列宁格勒州市两级党组织并不是打击目标,甚至就连库兹涅佐夫都不是打击目标,此次真正要打击的,其实是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沃兹涅先斯基,莫斯科的核心决策层已经容不下他了。

站在政治局的角度,此次安排维克托去列宁格勒展开调查,他需要调查什么?事实是,政治局的委员们对列宁格勒市党代表会议选举舞弊的问题毫不关心,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列宁格勒按照沃兹涅先斯基的理论,所搞出来的那一套经济模式。作为国家计委主席,在过去几年里,沃兹涅先斯基依靠着日丹诺夫同志的支持,在列宁格勒推行了他的那一套经济理论,并由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回望之前的一个小插曲——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列宁格勒之行,那些南斯拉夫人在赞扬什么?真的是列宁格勒党政干部给与他们的超规格接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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