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西北危机已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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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宽仁请喝茶。这可是孤从皇爷爷那里讨来的明前，一共也就拿到二两。”

“臣，多谢殿下厚待。”

“宽仁老家是广东的顺德，嗯，孤地理不是很好，这个，顺德沿海么？”

“回殿下的话，顺德位于珠江出海口的西岸，也算是沿海吧。”

“哦，珠江出海口啊。”穿越前作为吃货一枚，央视的《寻味顺德》朱由栋可是一集不拉全都看完了的，如何不知道顺德在哪里？他用这样的话题起头，无非是想尽量把气氛搞轻松一点，方便他得到相对真实的情况罢了。

“宽仁，顺德既然是出海口附近，那就是位于珠江三角洲了吧？这土地应该是极为肥沃的了？”

“殿下真是能举一反三，确实如此，臣的老家土地肥沃，水稻一年至少能种两季，有的甚至能种三季。而且每亩的亩产还不低。若是当年年景好，台风没有登陆的话……最好的上田大约每亩能收七八石稻谷。”

“嗯。”轻轻的盖上茶盖，朱由栋眼睛转了转：“宽仁看起来对田垄间的事情还比较熟悉嘛。”

“臣自幼家贫，在中举之前，也是要亲身到地里耕种，才能读得上书的。”

“哦，难得难得。那，宽仁，你现在主政的咸阳和顺德比起来如何？”

“这……”

“孤也跟你说实话，这次请你进京。梁永的事情不过是个引子，真正的原因，是孤想了解西北的具体实情。所以，宽仁尽管放开了说。无论你说什么，孤都认真听着。”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陈时济站起身来对着朱由栋深深行了一礼：“臣其实心里明白，若不是太孙殿下维护，估计那梁中使的一道黑状就能让下官免职。所以，臣就当现在是白身一般，跟殿下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

“嗯，你讲，你讲，孤要听的，是真实的东西。无所谓好听不好听。只要是真的就好。”

“殿下刚才问顺德和咸阳的差别。呃，这么说吧，顺德在广东布政司里，只能算是中县。而咸阳在陕西布政司，是无可争议的上县。但是，咸阳和顺德比起来，那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或许是朱由栋一直以来营造的气氛起了作用，又或许是陈时济自己本身也想讲。所以这时候他干脆离了座位，走到了厅堂的中央。

“殿下，一个县好不好，首先要看出产。顺德的水稻一年二三熟，亩产平均在四石左右，一年也就是八石。而咸阳的土地一年只能种一季小麦或者黍米，亩产平均在两到三石之间。光是这一点，咸阳就差了顺德实在太多。

其次，顺德虽然也有坐拥上千亩良田的大户，但大多数农户自己手里多少有个两三亩水田。臣在中举之前，家里就有二十亩水田，家里除了臣，还有一位兄长和两个弟弟，四兄弟齐心协力，足够让一家人衣食无忧。而在咸阳，由于土地出产较少，故而家中有个两三亩薄田根本无济于事。所以在咸阳，无地的农户极多，都需要耕种别人的土地求活。”

说到这里陈时济深深的叹了口气：“殿下，我大明的佃农，一般来说，租种别人的土地，这地租一般是当年收获的五成。在臣的老家顺德，由于出产较高，所以地主一般会把地租定到四成。而在咸阳，由于出产偏低，这地租一般是五成五分甚至六成。如此算下来，咸阳的一个无地农民，至少要租种二十亩土地，才能勉强够上温饱。”

朱由栋听到这里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很明显，大明南方的农民，就算名下没有土地，但只要租种五六亩别人的土地就能混个温饱。而北方的农民，却至少要租种二十亩土地才行。

而南方的农民不管手里有多少土地，但总的来说有个几亩地的自耕农是大多数。而在北方，完全无地的农民却是大多数。

先不说有没有那么多的土地给人耕种的问题，关键是：人的力气就是那么点。一个农民只管五亩土地和管二十亩土地，那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可以精耕细作，后者就只能是粗放式耕种，近乎完全靠天吃饭了。

本来北方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利亩产就低了，再加上如此的粗放式耕种，整个儿一个恶性循环！

“宽仁啊，如此说来，咸阳的农户，这日子过得比顺德的要差许多了？”

“正是如此，殿下。顺德的农户，只要家里有个一二十亩水田，而且家中没有病人的话。就敢供至少一个孩子念书。而咸阳的农户，便是家中有个两三百亩土地，要供一个孩子念书，那也是要反复考虑才能做出决断的。”

“嗯，宽仁啊。土地和粮食当然是一个家庭的根本。但是以孤看来，这百姓们，应该不会光种田吧？”

“殿下圣明。这农户嘛，除了少数愚夫愚妇，大多数除了种田，还是要做点其他生发的。譬如在臣的老家顺德，我们除了种田，也要养鱼、打些河鲜海产出去售卖。呃，还有便是，想来殿下也知道，顺德离海很近，这私盐……”

“呵呵呵，无妨无妨。作为太孙，孤当然要说必须严厉查缉私盐。但是今日你我二人对话，孤对这个听了也就听了。”

“多谢殿下体谅。殿下，陕西的农户，据臣在咸阳任职两年多的观察来看，他们在种田之外的生发，主要在于茶叶贸易。在二三十年前，据说茶叶的收入能够占到一般农户收入的五六成。不过最近这些年，这收入却是锐减得近似于无了。”

陕西在地理上与蒙古、甘肃、青海等地为邻。在明孝宗时期，大明放弃了哈密卫后，陕西已经是大明西北的边境省份。

在其周边的地域里，由于那里多数都是游牧民族，平日里以肉食为主。所以，这茶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刚需。在明武宗、世宗乃至穆宗时期，陕西的茶叶远销整个大西北。诸多的陕西农民因此而受益。

“嗯，宽仁啊，陕西的茶叶贸易孤是知道的。可是为什么你刚才说，现在陕西的百姓从中几乎没有受益了呢？”

“还不都是因为那些荆蛮子！”

“嗯？”

陈时济说的荆蛮子，就是湖广人（明朝时期湖南湖北是一个布政司）。湖广在明代中后期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号称“湖广熟、天下足”。在发现边境茶叶贸易的高额利润后，湖广人开始把大量的产自湖广的茶叶往陕西倾销。

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导致湖广的茶叶哪怕是经过长途运输来到陕西，其价格仍然比陕西本地茶叶便宜很多。所以陕西的商人便不再收购本地茶农的茶叶，反而是当起了二手贩子：从湖广人手里买入茶叶，然后转手卖给西北的诸多游牧民族。

如此一来，湖广的茶农、商人，以及陕西的商人都发了财。但是本就穷苦的陕西农民，其有限的生发却又少了一项，变得更加的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