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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虎子,从造型、陶质和土垢、土锈来看,应该是战国晚期抑或是西汉早期的灰陶虎子。”
张天元一边观察,一边低声对欧阳晓丹说道:“这玩意儿,只顾着从赝品的‘百万军中’去寻觅一批又一批‘高精稀’陶瓷器的人,是不屑一顾的。关注历史文化的人,却视其为可遇而难求的真古董。”
“你不会真要买吧?”
欧阳晓丹忍不住问道。
不管这是不是陪葬品,在欧阳晓丹看来,买这种东西总感觉怪怪的。
“那是你不了解啊,我闲时偶然翻读到一本杂志,其中有篇不长的文章说到了虎子。
文章写道,元人陈芬作《芸窗私志》,其中提到有人问瑶卿:‘溺器而曰虎子,何也。’
瑶卿回答:‘神鸟之山,去中国二十五万里,有兽焉名麟主,服众兽而却邪。此**溺,则虎伏地仰首,麟主于是垂其背而溺其口。故中国制溺器曰虎子也。’
虎子竟然是‘百兽之王’的溺器,当真的神乎其神,自然便想着有朝一日,能有一只把玩于股掌之上,也是件快乐的事。”
“神经病啊。”
欧阳晓丹真是无法理解张天元的这种思维。
张天元却有自己的看法。
这种东西,听着不怎么文雅,但却是很罕见的艺术品,就算自己不用,放到博物馆里去展览,也是相当不错的。
顾名思义,虎当然便指的是老虎,虎子者,老虎生的小虎也。
但这里所说的虎子,却并非就是老虎之子。
不妨让我们回味一下《芸窗私志》所说到的虎子。
中国的道教理论认为,麟和虎皆为祥瑞之兽。
虎大王是八面威风的,竟然会俯首贴耳,伏地张口为麒麟接小便,足见,麒麟的威风,又远在它虎大王之上了。
于是权势显赫者为显赫自己的威严,便学着麟主的作法,制造出来个虎形溺器,称之为虎子,以表示自己身份地位之尊贵,如麟主一般之高高在上。
据典籍载,最早借着“麟主溺虎”的传说造出虎子来的,是春秋战国时人,有陶虎子、青铜虎子、漆器虎子,花色品种不少。
1980年湘南五里牌三号战国墓,就出土了一件彩绘漆虎子,作卧伏状,黑漆彩绘,饰云气纹,有四足,头为圆筒状,造型生动,纹饰拙朴典雅,闪烁着楚文化的熠熠光辉。
不过,考古工作者在长期的考古发堀实践中,发现过新石器时期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黄土仑文化都有与虎子相似的陶器,但并非就是虎形。
于是,学者专家们有的认为是溺器,有的则认为不是,于是来了个折中,称之为兽子。
但有的如商周黄土仑文化兽子,长不足10厘米,高不足6厘米,容积如此之小,一定要称其为溺器,容量未免太小,恐怕确乎是不怎么得当的。
即便如有的学者们所说,是‘洗手时淋水的’器具吧,远古时期,蒙昧原始,纤秀小巧若此,用来浇水洗手,恐怕还‘文明文雅’得过于早了些时日,未免拔高了中华文明的进程。
何况那时‘麟主溺虎’是否流传尚未可知,有点儿像是生生地将它硬塞进‘溺器’的行列的。
由于这虎子上面碎掉了两片,张天元笑着对那摊主说道:“这缺掉的东西呢?”
“您要的话在这里。”古玩商贩一脸的笑,赶忙从大提袋的侧袋中摸出个报纸包包,打开,是两块碎陶片。
他说:“我不磨整一下口,牙牙碴碴的难看……这东西是我在工地上弄到的,那个挖机师傅算是懂得点古玩,他从土中找出来两片碎片,想买的,问起残片来,东西在,可以照着修复。买家不问,我就地扔掉完事……”
他振振有词,张天元却没心思听下去。
残片上有两圈弦线,在虎子口颈上试着一拼合,正好与左上方部位相吻合。
只要这东西不缺少碎片,那么修复起来就会非常容易,对于张天元来说,这当真是小菜一碟。
说老实话,他倒是巴不得这东西碎呢,那毕竟价钱上要便宜不少。
物以稀为贵,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迄今为止,公、私藏品中皆罕见战国和两汉陶虎子,历史文物价值不可否认。
它的别具风采而完美的造型,具有十分突出的艺术价值。
岭南古陶瓷博物馆珍藏着一只汉代陶虎子,是目前所见少数几件早期陶虎子之一,无提梁,前后各有一系。
其四肢亦如战国虎子作奔跑状,相比之下,前者显得有些皮软无力,四爪不上翘,腿弯曲弧度亦略小,胸、臀不够圆滚,成横卧直筒状,细些观察,似乎少了些我所珍藏的虎子的健美强壮的雄风。
让我们回头看看,典籍是如何记载2000多年前的虎子的吧。
虎子之名最早出现在《史记·万石列传》集解之中,有“苏林曰:贾逵解周官,楲,虎子也”,楲即溺器。《周礼·天官·玉府》提及“掌王之燕衣服祍席床第凡褻器”,此处所说之褻器,东汉著名大学者郑玄为其作注,说其中也包括虎子。
而传说西汉武帝时李广兄弟狩猎,射杀一猛虎,便取其头骨为枕,以示服虎之威;制其形为溺器,以示厌辱其凶。
郑玄作注时没有提及此事,谅是赞同瑶卿的麟主之说而不屑于李广之说吧。
张天元亦以为瑶卿之说更能使人接受,能让猛虎服帖,能征服猛虎,能役使猛虎,表明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这就够了,并非就是要羞辱百兽之王。
悠悠千古,从汉代到魏晋时期,虎子不断地演绎变化,到两晋时的越窑青瓷虎子,当是入了陶瓷虎子的佳境了,面世的接二连三。
仅仅一个小小的镇城博物馆,就有两只两晋青瓷虎子,双双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其身价不可谓不高。
正是因为虎子从诞生之日起,不单铭刻着自高的印记,且从来就披着贵族化的面纱;真是一路风风光光,市井百姓是无缘消受得起的。
两晋以后,如陆建初在《古陶瓷识鉴学》中所云:“故比及两晋,越窑青瓷工艺即向制器尚用回归,如夜壶渐隐去虎形,罐不再鹰饰,砚亦不复熊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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