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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夏季,复兴会两大重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稳步推进:一为中兴公司扩产增效,由公司两大干将容闳和唐廷枢主持;二为经略江西腹地,由左七军军长冯桂芳主持。

吴捷留在九江,一面开始准备进攻南昌,一面花大力气整顿吏治。吏治是否廉洁高效,关系到军政府能否高效开展工作,必须给予十二分的重视。

九江之战一结束,大量伤病残军人退伍,进入军政府工作。自那时起,吴捷便开始以整顿吏治为重点,扫除军政府中的封建残余,建立现代政府组织。

复兴会刚来九江时,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筹建各级军政府时,不得不大量留用传统官吏。

但传统官吏为害甚大,是满清吏治、国力坍缩的重要原因。

十九世纪中期,朝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开捐纳之门。不仅学术功名可以买卖,官职也可以买卖。随着军功出身的官员挤压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满清吏治进一步。

例如,胡林翼虽是进士出身,在京候补日久,便捐了个知府,可以自主择地。令人敬佩的是,他没有选择膏腴之地,而是主动选择到贵州蛮荒之地,大展平生抱负。

各地民变深刻地撼动了满清政府的根基,晚清却仍然持续了六十多年。

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海关收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洋人支持、慈禧长袖善舞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朝廷对于官员任命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大到军机大臣,小到县令,都要以清帝的名义任命,才具有合法性。

除了清帝钦命官员之外,还有为数更巨的、不在“编制”之内的胥吏、差役。

例如,清朝一县的文官只有县令、县丞、教谕等极少数的编制,算上驻守当地的武官,有俸禄的“编制”官员不会超过十个。

若算上胥吏、差役,官吏的数量就惊人了。论胥吏,大县有两三千名,小县有三四百名。论差役,浙江大县有一千五百名差役,山东大县有一千多名。

事实上,清廷的基层权力已被胥吏、差役把持,情况相当严重。

晚清时期,为了安置官员,加之民变四起,官员任职大为缩短。据统计,咸丰一朝,督抚任期少于三年者,比例在80以上。

督抚主管一省乃至数省大权,堪称满清最重要的地方官员。他们任职尚且如此短暂,更别提其他官员了。

胥吏、差役则是终生任职,可以继承给子孙。他们虽然没有地位,受到舆论歧视,却掌握了实际的权力,赚得盆满钵满。

满清监察御史李慈铭就曾说过,满清官员俸禄低,守法的京官穷得无法生存,衙门里的书吏财产过亿,衣食享用堪比皇帝。

康熙年间,桐城派大家方苞受文字狱株连,关入刑部大牢。方苞发现,刑部老吏私藏官印,擅自更改公文。

即便是死刑这样需要皇帝朱笔亲勾的大事,老吏亦敢暗中作手脚,买通别人代替死刑。主审官明知有此事,却不敢上奏朝廷。

乾隆年间,大将军福康安打败廓尔喀,收复西藏收地,凯旋回京,受封一等公。要知道,曾国藩平定太平军,不过受封一等侯。事后,福康安到户部销账,户部胥吏公然向福康安索贿。

胥吏的理由是:福康安账册太多,需要额外雇佣人手。福康安无奈,只得赏赐胥吏两万两白银。

道光末年、咸丰初年,曾国藩作京官,十年七迁,先后在礼部、工部、兵部、刑部、吏部担任侍郎。侍郎是仅次于尚书的二品大员,属于六部衙门的副官。

曾国藩在朝廷声名鹊起,前途无量,俸禄却很低,日子过得相当窘迫,经常借债。直到他外放作考官,照例收受学生、地方官馈赠,才还齐了债务。

到了同治年间,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竟然发现:江苏的胥吏之职可以买卖,在任者可公开出售自己的职位。普通一县的普通胥吏之职,竟然叫价白银一万两!

差役也不遑多让。胥吏多充斥衙门,把持公器。差役则经常下乡,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他们利用缉捕、收粮等时机,对百姓大肆搜刮。

商人、农民、手工业者被差役盘剥得濒临破产,大部分钱财却落入了各级胥吏、差役、官员的手里,廷财政收支情况依然窘迫得很。

朝廷之所以与洋人一拍即合,情愿把海关交给洋人打理,奥妙正在于此。

吏治,是满清灭亡的重要原因。

这一惨痛教训,吴捷一清二楚。九江之战一结束,他便开始着手整顿吏治。

九江之战爆发时,复兴会军政府内还保留有大量的旧式官员、胥吏、差役。战役前期,复兴会故意示弱于敌,湘军占据上风。不少胥吏、差役蠢蠢欲动,暗自与湘军联络。

尤其是差役中的巡捕,最为可恨。九江之战中,不少巡捕充当湘军带路党。他们熟悉九江情况,给当地造成不小的祸害。

战后,军政府内部立马开始调查巡捕背景,试图清除军政府内部的害群之马。

忙完招商引资,吴捷便腾出手来,大力整顿吏治。他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工作:

一、建强复兴会支部。

打铁还需自身硬。满清之所以吏治,之所以被胥吏、差役把持权力,主要还在于官员队伍不行。

官员有能力驾驭手下的胥吏、差役,当地的吏治就会好一些。官员没能力,吏治就相当。

晚清曾国藩曾对此深恶痛绝,力图选拔操守清正的官员充任知县、知府等要职。但他很快便发现,满清官场就像一个大染缸,再好的操守都会被搞脏搞臭。

最后,连曾国藩都不得不屈服,主动迁就官场惯例。胡林翼曾因此写信指责曾国藩,说他变得圆滑了,身上的刚正之气没了。

以复兴会支部统揽政府权力,则可以凭借复兴会强大的组织能力、自净能力改善吏治,巩固基层统治。

二、调整官吏组成。

经过两年的经营,复兴会对根据地掌控能力大为增强,对传统胥吏、差役的依赖大为减弱。

九江实务学堂、各级公学也培养了很多新型人才,为军政府建立现代行政制度提供了人才方面的储备。

在此基础上,复兴会开始调整官吏组成,将传统意义上的官吏统称为“公务员”,其中官改称为“干部”,吏改称为“办事员”。

总体上,干部、办事员主要由三大群体组成:

第一群体为转业军人、民兵骨干,占据军政府要害部门,多为复兴会会员。

第二群体为九江实务学堂、各级公学毕业生,属于专业人才,多从事会计、财政、治安、审判等专业性较强的事务。

第三群体为开明绅士、旧式官员、胥吏、差役。他们作为九江本地人代表,与传统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军政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精兵简政。

大量辞退冗余的胥吏、差役。县一级军政府,区分等级,核定公务员员额。大县所有公务员,只保留一千员额,小县只保留五百个员额。

缺少的人手,从民兵中临时动员、补充。

四、高薪养廉。

满清官员,与俸禄太低不无关系。雍正以前,从一品的总督年俸仅有180两白银。这180两银子要养活总督一家子人、仆役、幕僚,完全就是杯水车薪。

为此,官员又巧立名目,想方设法增收,在俸禄之外增加恩禄、养廉银等。如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时,每年养廉银就有三十万两白银。

复兴会组织军政府,引入现代预算、决算制度,政府各项开支都列有会计科目,各级公务员无需再“花私钱办公事”。

同时,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收入。例如,军政府会计一职非常重要,月薪可达五两银子,足够养活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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