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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道:“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了,中堂大人您和李鸿章大人不同,他亲信众多,遍布淮军各营,像刘铭传大人、吴长庆大人、丁汝昌大人、叶志超大人和沈葆桢大人等。}而您奉行‘君子不党’的圣人之训,湘军的将领虽然都是您提拔的,也都听命于您,心腹却很少。为了让湘军不受制于朝廷,我有两条建议。”

曾国藩道:“请讲”。

张继点点头,说道:“中堂大人,就像您说的,朝廷为了制约您,也为了更有效地掌控湘军,一定会把您原来培养起来的湘军将领调走、提拔一部分,再派遣一部分新的将领来接管军权,这些新来的将领名为‘到您麾下效力’,实则是对您的牵制。而朝野各派力量呢,也会借机推自己的人出来争夺这些位子。这一波人事调整结束之后,您的心腹在湘军将领中占的比例会大大下降,而新来的那些将领又难免对您阳奉阴违,您对湘军的控制力也自然就大大不如从前了。因此,湘军原来的那种决策体制和指挥体系也就必然不再适用了。您必须采取新的决策体制和指挥体系。古往今来那些成功的帝王都是善于驾驭臣子的,他们驾驭臣子的手段就是利用臣子之间的斗争。说白了,就是既引导臣子去彼此斗争,以分而治之,又把这斗争控制在一定程度,免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所以,我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在湘军实行将领联席会议制度。具体说来,湘军的人事任命、作战休整、粮饷征收等都由将领联席会议投票决定,票数多的方案就是最终方案。您、您的主要幕僚、各营参将以上将领都有参加联席会议的资格,各有一票的投票权。如果遇到几种方案票数相同的情况,你还可以再投一票来做最终决定。由于人事调整之后的湘军中各个派系的人都有,遇事意见很难统一,而您的心腹肯定同意您提出的方案。所以,即便各种方案势均力敌,最终决策实际上仍由您来做。这样,湘军的大权实际时仍然控制在您手中,而且朝野也没有再攻击您拥兵自重的口实了,相反,各个派系还都得争相拉拢您,倚重您。中堂大人,湘军现在受制于朝廷有道义方面的原因,有人事方面的原因,但最关键的其实还是粮饷方面的原因。湘军的粮饷完全仰赖朝廷的拨付。朝廷拨付给湘军一年之粮,湘军就可自立一年;朝廷拨付给湘军一月之粮,湘军就可自立一月;若是朝廷只拨付给湘军一日之粮,那湘军别说是作战,就是自保也是不可能的了。朝廷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很可能会缩短给湘军粮饷拨付的周期,听起来好像是粮饷总量拨付得多了。实际上,是摧毁了湘军自力、自主的基础。因此,我的第二条建议是粮饷独立。具体说来,您可以上书朝廷,表示现在战事稍平,而湘军所需粮饷数量过大,成为国家的负担,请求朝廷拨给湘军一些无主荒地供屯田用,满足粮食的需求。此外,还请朝廷特许湘军开些作坊、做些生意,满足衣物、兵器和饷银的需求。最后,您还可以向各地的富户财主收一些‘助剿’粮饷。这样一来,湘军就可以实现粮饷独立了。您的位置也就更加巩固了”。

&nbs!因此,等到说完,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汗湿重衣,竟是累得虚脱了。

曾国藩沉思良久,缓缓道:“松涛,昔日有诸葛亮的隆中对,才有了刘备的三分天下有其一。今日有了你的戒得对,才有了我的再世为人啊。如果有什么能为你做的,请你直言,我定当竭尽全力。”

张继大笑道:“中堂大人,您未免太小瞧张某了。不是张某夸口,如果张某是了求取功名利禄,凭这一身本事,找一位烜赫一时的朝廷大员去做核心幕僚,想来不是难事。又何必舍易求难,找到正在险境中的您呢?中堂大人,张某找您,是因为知道您是国家的柱石,黎民的希望,也是因为知道您宽容开明,能够接受不同意见。张某找您,绝非为了功名利禄,只为辅佐您成为一代名臣,为国家、为天下黎民百姓切切实实做些事情。”

曾国藩突然站起来,走到张继面前,向张继拜了下去:“松涛,你如此雅量高致,当真是曾某俗气了,请受曾某一拜。如蒙不弃,请你从今日起做我的贴身幕僚,辅佐我为国家、为天下黎民百姓切切实实做些事情。”

张继急忙上前几步扶起曾国藩道:“中堂大人,您万不可行此大礼。我来见您之前,就已经打定注意了,只要您能采纳我的建议,我就跟着您鞍前马后,执鞭坠镫。不瞒您说,这十年来,我为大清起草了一份详细的发展规划。现在,朝野上下只有您有眼光、有魄力、有胆识、有能力去实施它。我敢担保,这份发展规划只要实施得当,十年之内,我大清将一雪道光二十二年败于英夷、割地赔款之耻,重现汉唐气象,再度称雄于世界。”

曾国藩说道:“松涛,你有如此青云之志,又有腹中十万雄兵,定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请你把这份发展规划大略给我讲讲,我们一同参详。时机一成熟,我就上书朝廷。”

张继心中激动万分,掰着指头说道:“我起草这份规划缘起于道光二十二年我大清败于英夷之事。华夏败于蛮夷,此实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后来割地赔款,更是举国皆惊,如丧考妣。我煌煌天朝何至于惨败于一地不过千里,民不过百万的蕞尔小国?确实是发人深省。林则徐大人在广州持‘禁烟’期间就组织人力把海外诸国分析我大清的文章翻译成了《华事夷言》,供各级官吏作为参考。此外,为了解海外诸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林则徐大人还组织人力编译了《四洲志》、《国际法》等书籍。林则徐大人的好友魏源先生又将《四洲志》改写为了《海国图志》,此书流传到了日本和南洋诸国,我曾经读到过,真的是博大精深。魏先生在书中提出了两个观点,一个是‘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一个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魏先生考察西洋诸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之后指出,我大清在道光二十二年惨败的原因根本上不在于我军战术的失误,而在于我军火器不足、装备落后,我国实业不振,制度有弊。魏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提出我国要推行‘新政’,要择英吉利国之善者而从之。中堂大人,我游学英吉利国十年,可以说,对其国其民是了如指掌。英军能战胜我军绝非偶然,英吉利国制度完备、实业发达、国力雄厚、军备先进,反观我大清,自高宗皇帝晚年倦政以来,国势日衰、民生日困,百弊丛生。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并不在人君贤与不贤,人臣能与不能,而在于观念、制度有问题。”

张继说完这句话,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旁边的曾国藩,他知道自己这番话对于从小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成年后又成为一代理学大师的曾国藩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

只见曾国藩黑红的国字脸膛变得血红,眼神迷离,失去了焦点,就像喝醉了一般,背着手在原地飞快地转起圈来。

半晌,曾国藩才停了下来,他走到张继面前,紧紧握住张继的手,颤声道:“松涛,你这番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自束发受教以来,一向以圣人之法为法,圣人之道为道,自信‘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但是,自我领兵征缴发匪以来,却越来越觉得我大清已经是危机四伏。外有英吉利、法兰西和俄国虎视眈眈,内有贪官污吏横行无忌。更可怕的是,我大清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若是再不遏制这一势头,十年之内,我大清将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啊。我大清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地,不实行‘新政’是断然不行了。”

张继也激动地紧紧握住曾国藩的手,说道:“中堂大人眼光之长远真令张某佩服,您刚才所说的正是我起草这份规划的准则啊。这份规划内容繁杂,但是归结起来,无非十六个字:‘仿行宪政’、‘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整军经武’,正好对应政治、经济、文教和军事四个方面,其下又有更加细分的条目。政治方面,‘仿行宪政’指的是我们可以借鉴英吉利国的政治体制,首先,在全国各阶层、各地、各行业选出代表若干人,成立制宪会议,制定宪法并颁布实施。从此,宪法为国家至高准则,即便皇上亦无法随意更改和废除它。其次,宪法中要明确规定国家的政治体制,首先成立中央的谘议会和各省的谘议局,作为皇上和各省督抚的咨询、顾问机构,过渡几年,等条件成熟时再成立国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构。到那时,可以撤销军机处和上书房,统一并入内阁,内阁则对国会和皇上负责。再次,皇上的权力和责任,臣民的义务和权利都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最后,中央和地方要实现共享权力,应当中央统一管理的事务就由中央集权,应当地方自行管辖自治的事务就由地方自治。经济方面,早在世宗爷在位期间,就已经实现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和‘官绅一体当差’,这就为土地和人力的流动创造了条件,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借鉴英吉利国的经济制度,实现‘殖产兴业’。具体说,首先,农业方面,国家应当允许和鼓励土地交易,形成一批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再通过各种政策使他们实现大规模的生产和经营,这比小农‘各自为战’的生产要强得多啊,国家也应该兴修水利,为农业生产创造条件。而这些大地主的庄园则要按照收获情况统一征税。其次,国家要采用‘官督商办’形式兴办一些煤炭、钢铁、机械、造船、军工等新式企业,再由这些企业带动相关连的企业。这样,失地的百姓就可以进城做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最后,国家还要兴办铁路、邮政、电报、银行、保险和证券等行业,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文教方面,‘文明开化’就是要既要学习我们的圣贤之道,又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切实地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军事方面,‘整军经武’有三条:首先是通过兴办军工企业自造和向海外诸国进口,为我军换装现代武器。其次是废除八旗和绿营编制,编练新军。最后是成立军校,培育新式将领。以上这四点,‘整军经武’是最直接的,‘殖产兴业’是最迫切的,‘文明开化’是最能见效的,而‘仿行宪政’则是最要慎重的。”

曾国藩沉吟片刻,缓缓道:“松涛,实不相瞒,‘整军经武’也是朝廷目前急于实现的,因此推行起来阻力不会太大。‘殖产兴业’朝廷也是重视的,毕竟连年用兵,国库空虚,财政也确实需要有人协调。但是‘文明开化’实行起来就困难很多,科举制度实行了上千年,八股取士也有近五百年了。孔孟之道深入人心,西洋学术则被视为奇技淫巧。真要实行‘文明开化’,不单单翰林院、都察院和国子监那些科甲出身的官员会反对,就是恭亲王也未必能支持。至于‘仿行宪政’几乎是痴人说梦,朝廷即便支持我们‘整军经武’、‘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为的也不过是万世帝业,倘若真的‘仿行宪政’,这一切不就没有意义了么?现在实行起来恐怕是不可能的。”

张继笑道:“中堂大人所言极是,这份发展规划本来就是以百年为期的。我向来反对急剧变革,主张渐进改良,我们推行‘新政’,就是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我在英吉利国时,他们的一位议员对我说过:‘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的过程,就是‘变法’。自古‘变法’没有不经历痛苦的,但咱们还是要尽量延长周期,减轻痛苦的程度。中堂大人,咱们还是回到最初的问题,如何使您成功从京城脱身,返回两江,我这里还有些细节需要与您商榷。”

当夜,曾国藩书房的灯一直到三更方才熄灭。第二天,曾国藩起了个大早,匆匆用了两口点心,洗漱之后,就乘轿往西华门方向赶去。

自从曾国藩回京述职,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已经数次在乾清宫接见过他,谈的基本都是在两江地区消灭太平天国余孽、恢复社会秩序和重建朝廷统治的事情。这种军国大事一般都有军机大臣们参与,随同曾国藩回京述职的几位湘军将领和两江大员们也都会随同参赞。唯独这一次,由于同治皇帝尚在病中,竟是由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单独接见的,而且陪同接见的只有恭亲王奕一人。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是什么,只知道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上书房就发出明诏,晋封曾国藩为武英殿大学士,赐爵一等勇毅侯,加太子少保衔,仍署两江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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