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四章 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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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生痛苦地着陈海松在那发牢骚、指责政府所用非人、痛斥官员贪腐误国，气得牙痒痒的，这个小狐狸还是个炮筒子，时时处处不惯政府的所作所为，似乎只有他们**最清正廉洁，最是爱国爱民。（)可他也知道北伐以后，所有军工企业差不多生产规模、产品质量都在下降，大部分的储备是进口来的，事实摆在那里让他实在无法辩解。

他叹了口气对不依不饶的陈海松说：“你说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兵工署那帮官僚的确尸位素餐无德无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会整顿的。那个八二什么炮是怎么回事？”

参与了九江最后攻坚战的薛岳羡慕地说：“今晨天亮时，部队攻击到敌人最后防御圈时，鬼子依托高楼、校舍顽抗，直瞄炮被周围建筑物阻挡无法靠近，迫击炮弹道曲折无法直接命中，进攻受阻，观战后陈长官命令新四军三师一旅无坐力炮连分散到各处阵地协助攻坚。

咱们可是大开眼界了，缩在团鱼坡一中教学楼里的军军部残余人员架起十几挺机枪压得弟兄们抬不起头来。无坐力炮连到了以后，陈长官命令迫击炮在楼前炸出烟雾掩护三门火炮进到两百米外的掩体里。那些炮竟只有一个炮筒，抗灾肩膀上直瞄射击。

鬼子机枪一发射这边就一炮打过去，换装弹药很是方便，转移阵地也快，不等敌人反应过来就发射了三轮，威力那叫一个大呀，几个威胁最大的火力点连窗户带墙全都炸毁。剩下的鬼子吓得乱窜，很快就被54军冲了进去全部消灭。

战斗结束后我见了9军兵工厂的工程师张庭睿少校，才知道这是他们研制出来专门对付鬼子坦克的直瞄武器，据他说一炮可以炸翻一辆鬼子重型坦克，破甲厚度50mm以上。早要有这个宝贝咱们在淞沪、南京、徐州哪里会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呀！”

蒋先生闻言大喜，随即不满地说：“海松你这就不对了，有这么好的装备干嘛要藏着掖着。早点拿出来，九江早就拿下来了，还会死那么多人吗？”

薛岳忙说：“委座误会了。我听张少校说了，他们在平型关战后才受到陈长官启发开始琢磨这东西，一直因为原材料、加工机械、发射药的问题无法解决没有成功。最近在刘凤奎、赵德安两位博士的指导下才取得突破，国外还没有呢！是陈长官临时调来接受实战检验的。”

蒋先生这才转变了脸色对陈海松说：“你说的两个能人就是他们俩？有这么强的能力竟被弃置不用。实在是兵工署的耻辱，我会调查的。那个，这种武器既然威力这么大可以抗衡鬼子坦克，希望他们大量生产，尽快装备**部队。”

见陈海松又要张嘴。怕他又提条件，连忙说：“你放心，我不会白要你的的，按优惠价格采购。那个，你能不能把那两个能人送到重庆去，指导一下后方的兵工厂建设呀，那里的进展太慢了，国家正在打仗。**(）几十个兵工厂却造不出弹药。简直成了笑柄！”

“委座，不是人的问题是国家管理的问题。兵工署没有整体的安置计划、资金粮食不到位，厂房修在哪里建在何处？电力水力怎么解决？原料开采、冶炼、锻造、运输如何开发？设备检修调试、军品赶制是建立在这些准备工作基础之上的，需要通盘考虑。

可是地方政府不提供土地、住房，派不出民夫、道路不畅、原料缺乏，工人们的子女无处上学、家属无米下锅。这样的生活工作环境就算是请来美国人、英国人也无法恢复生产，何况两个只懂得技术的知识分子。急都能把他们急死。

我听说大后方内迁的兵工厂在没有电的茅草棚里用榔头锉刀生产、饿着肚子干活、孩子家属挖野菜吃野果生活很是感动，中**工人是最爱国的。可兵工署的大员们就忍心这样着爱国者们忍饥挨饿风餐露宿。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连一点责任心都没有，高高在上、花天酒地、懒得去现场排忧解难，前线的困难他们一点也不关心，拨付的资金哪里去了？

八路军没有钱但愿意为国家保护这些宝贵的人才，我不行就把这些工厂都接到包头、张掖去，至少我会让他们住进砖瓦房、吃上三顿饱饭，孩子可以上学、家属得到安置。”

何应钦主管兵工署，陈海松连篇累牍地指责兵工署简直就是抽他的脸。阴沉着脸说：“陈将军这么说就不客观了，你怎么知道政府没有同情心、责任心，我们愿意着他们住草棚吃野菜吗？不都是因为内迁学校、工厂、民众太多吗？国家贫穷心有余力不足嘛！”

陈海松丝毫不给这个国府大佬面子，用比何应钦脸色还难的表情气乎乎地说：“国府不宽裕，我们都知道，可就那点有限的资金做了多少得见的实事？学校学校复不了课，工厂工厂开不了工，民众民众得不到安置，征兵征得鸡飞狗跳，这不是政府的责任吗？”

陈布雷见两边火药味越来越浓，担心这么争下去影响今后的合作，忙说：“海松，抗战遽起，头绪繁多，政府撤退、人事混乱，顶过了今年就会好转的。目前政府正在全力救助河南灾区，给数百万人发放救济、安置流亡灾民，人手不足嘛。”

一提到河南灾民陈海松噌的一下站起身来，走到闷头生闷气的蒋介石面前说：“委座，黄河决口从军事意义上讲很应该，不提前通知下游民众也可以理解，可事后救灾的敷衍与黑暗实在让海松痛心疾首。

河南人民为国家大局毁弃了家园、流离失所四处逃难，国府拨发了数亿救灾款、国内外捐助了数亿善款，结果依然是饿殍遍地、尸横四野，除了前往归绥、河西的百万难民有了安身之所，其他人还在扒树皮、吃野果，偶尔有个粥棚也是陈粮霉谷难以下咽。政府不该去科学合理地组织吗？政府官员们都在干些什么？

委座，国民政府是国民的政府，是为国民服务的机构，人民在遭受苦难，政府有义务救助他们。让他们得到安置、得到抚慰，在政府组织下为抗日出力。可是海松没有到政府的影子、民众没有感受到国家的关怀，我们还怎么指望民众热爱这个国家、服从政府的领导！”

周副主席没想到陈海松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国民政府。这样做很容易引起国共两党尖锐的思想冲突，造成国民党高层对**的不满，进而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作。他连忙起身，把情绪激动的陈海松拉回椅子上坐下。对面色阴沉的蒋介石说：“委员长，海松长期接触那些饥寒交迫的难民，难免心情悲愤。

他并不是拿这些事攻击政府，攻击委座，只是感到一些部门一些地区的政府官员没有尽到管理国家的责任。不过恩来也认为内迁的大学难以复课、工厂难以复工、民众找不到事做、无处安身、难以谋生。后方生产停顿、交通不畅，诸如此类都说明一些地方政府缺乏统筹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确实需要反思！”

何应钦见周副主席不想激化矛盾，不免来了精神，想想被个黄口孺子抢白了半天，阴阳怪气地说：“咱们都是吃干饭的，反思也没用？这么大的个国家还是让年轻人去管。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力，打了场胜仗就开始指手画脚了。你倒是给我们指条路子出来呀？”

下定决心要在武汉失守前指出国民党政治软弱、经济疲敝、军事落后种种弊端。哪怕无法改变也要引起重视的陈海松毫不理会周副主席的眼色，又一次跳起来：“路子有的是、方法很简单，就是要有人没私心、肯吃苦、有担当，深入到难民中与他们同甘共苦。

在四川、汉中、云南建立若干个安置区，把内迁民众集中起来，用好政府资助。组织大家自己动手，发动乡绅、工商业者捐助。尽快复课、复工，组织身体强健者修建房屋、水渠、后方公路。开采矿产、发展工业，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妇女老人纺线织布制作军鞋，还会饿死人吗？还会有抢劫发生吗？这样做很难吗？”

周至柔实在受不了这个比自己还小5岁的**当着委座的面戳国民党的脊梁骨，跳出来辩护说：“你当那是小孩过家家呀，数千万人要安置要吃饭，资金要多少、民夫要多少？你算过吗？全都是些好事懒做、游手好闲的刁民，你倒是做一个安置点给我？”

陈海松摇摇头笑着说：“周总司令你还真别激我。我不是夸我们**，这方面真的比国民党有能力，一年多来已经陆续安置了近两百万人进入河西、绥远，修路五千公里，开垦荒地五百多万亩，修建水渠三千公里，建造房屋一千多万平米，修建各类学院0所，中小学校000多座，在校学生50万。这不是我伪造的，你们在张掖包头的联络处一清二楚。

为此建设了数千个砖瓦厂、近百个水泥厂，组织难民组建了十几个工程公司、五百多个集体农场，吸收20多万人进入工厂。今天武汉、重庆、昆明市面上见到的布料、皮鞋、火腿肠、压缩饼干、日用品、学习文具、五金器具都是他们参与制作生产出来的。

事实证明人是最可宝贵的，有着巨大的创造力，可以改造山河、点石成金，只要组织好，安排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事，哪怕他们没有文化、没有技能也绝不是累赘、懒汉、盗贼。没有人管、没法生存，他们才会铤而走险、为了求生而危害主流社会。”

陈海松见无人接他的话茬，虽有愤懑之情却也在闭目沉思继续说：“委座总是在各种场合强调儒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做人做事准则，无非就是劝人向善、待人以礼、守仁守义，与人为善、心存善意、自我约束、善待他人。

这种待人接物的准则是中国社会延绵发展到今天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国家危亡的时刻理应发扬光大成为全**民的行事准则。可在人心不古、私欲熏天、礼义崩溃的今天仅凭宣讲、寄希望于人人自觉、放弃乱世重典的辅助很难实现。

目前官府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者有、欺上瞒下贪赃枉法者有、鲸吞财物为祸乡里者有。军队里惧敌如虎畏葸不前者有，愚蠢无能冒险突进贻害三军者有，浮夸虚报邀功请赏者有。

敢问各位长官我们的国家是怎么了？我们温良恭谨、守诚讲信、重义轻利的本性都到哪里去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丧失天良、缺失本心？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无所顾忌、大肆疯狂？我们政府又发挥了多少教育、监察、惩处不法官员的职责？我们不该反省吗？

**无能的存在就是民众的灾祸、工商业者的丧门神、国家强盛的绊脚石，有他们在中国的贫穷还得延续、民族的灾难还会加重、工业化的发展还是步履维艰。

抗战一年来，混乱的组织、巨大的牺牲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反省既往历史，检讨自身不足，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一定要痛下决心严厉整肃，再不撤一批抓一批杀一批，政府将毫无公信力，抗战事业将惨遭拖累。

海松不是危言耸听，确确实实是为国家前途担心。九江获胜不易，前方将士流血、后方工人流汗，千万不要让各级官员流油，令善良的民众流泪。”

情绪激动、悲天悯人的陈海松把自己这些天的所见所思所想发泄出来，心里坦然了许多。不管蒋介石能否听进去，自己有责任说出来，把社会底层的呼声和愿望告诉国家的掌舵者。按事态发展的趋势，这也许就是自己和蒋先生最后一次可以面对面交换治国理念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