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5章 这话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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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5章这话过了吧？

萧宸赶往玉泉山的时候，萧正已经在家了，不仅他在，大女儿萧宁这次也回京来开会，这时也陪在父亲身边。萧正目前的住所不止一处，原来在央行时配给他的香山别墅仍在，玉泉山这边另配了一套，还有一套当然在中南海。

由于萧宁、萧宸都回了京，萧正这段时间都住在玉泉山，他早就想跟萧宸谈一谈江东目前的局面究竟该怎么处理，今天会议结束，便打了电话让萧宸过来。不过，他让萧宸过来，倒也不是全为了江东的事，说得不客气一点，一个常务副省长，还不至于让九巨头之一的萧正那般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他让萧宸前来，倒是为了一些经济工作中的事情，私下让萧宸谈一谈他的看法。这里面既有培养和考校萧宸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他深知萧宸对于经济工作颇有一些心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听一听他的看法，总也是好的。

萧宸和叶玉灵没有坐中央委员会临时配给萧宸开会期间在京城使用的那辆奥迪a6，而是开着他们自己那辆宝马3系过来的。说实话宝马3系在整个华夏来看当然算高档车，但在这玉泉山，那简直就太低调了，这里偶尔出入3系，那也得是性能之王m3，像萧宸和叶玉灵这样用普通3系的，当真是别无分号了。

但正因为如此，玉泉山的警卫对这辆车自然熟悉万分，一个军礼，挥手放行，白色3系开进萧正的院子里。

萧总理的亲侄儿来访，严密的警卫措施也不能避免，虽未搜身，可警卫员们还是用扫描仪在萧宸和叶玉灵身边扫了一下，这才欠身让行。萧宸进门的时候，萧宁笑道：“小家伙怎么不带来？”

萧宸笑着摆摆手：“别提了，叶主席那儿宝贝着呢，小家伙现在都快不认我这个爹了。”

叶玉灵在一边微嗔：“还说呢，小年以后就该不认你！”

萧宸呵呵一笑，心里却是琢磨，等小年大一点了，是不是带在自己身边好一点？嗯，下次倒要问一下，金宁什么小学好一点……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好像还早了点？

萧正现在时间很紧，不比以前了，今天都算是忙里偷闲，虽然很享受这种家庭温馨，但他却深知到了他现在这个位置，还是多考虑一下“大家”才是正理。于是招招手：“小宸啊，过来。”

萧宸于是老老实实坐了过去，挨着大伯在沙发上坐下，大伯从旁边拿过一盒加长嘴熊猫烟丢给他：“房里有空气净化系统，抽吧。”

萧宸接过，却放在一边，笑道：“还是不抽吧。”

萧宁笑起来，看了叶玉灵一眼：“玉灵管得挺严呀？”

叶玉灵笑着说：“这可不关我的事，我从没说过他抽烟的问题，我爸那可是老烟枪，我都习惯了。”

萧宸笑着解释道：“宁姐，我就不能是特别自觉啊？一般只要有不抽烟的同志在场，我都是不抽的。”

萧宁就瞪了萧正一眼：“爸，看见没，小宸都比你自觉，你现在要少抽烟，要注意身体！”

萧正看着萧宸苦笑：“你呀你……怎么就这么害人呢？”

萧宸顿时喊冤：“这可不怪我，我是有一说一啊。”

萧正若有所指道：“所以，就一点都不变通？”

萧宸微微笑着，话却很决绝：“有些原则，还是不变通的好。”

“呵呵。”萧正把烟收了回来，淡淡道：“穷则变，变则通。有时候，要改变被动的局面，不变是不行的，不变怎么能通？”

萧宸慢慢收了笑脸，正色道：“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子，而且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如果康庄大道就在南墙之外，我一会尽最大的努力……撞破南墙。”

萧正悚然动容，也收了笑容，认真地看了萧宸几秒，忽然道：“如果头破血流呢？”

萧宸沉默了一下，说：“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管是领导经济工作还是做其他工作，切实为人民谋利益都是应该遵循的一贯原则。”

萧正微微蹙眉，这句话看似跟刚才的问题无关，但这句话是萧老过去说过的一句话，这话并不是什么大理论，让一个普通干部说出来甚至会显得很假，但萧老以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证明，他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萧宸忽然引用这句话，显然是有所指的。

房间里顿时出现一阵古怪地静谧。

萧宁笑起来，打破了这种古怪的气氛：“萧宸同志，江东省纪委最近这段时间可是有点忙吧？彭城检察院一纸令下，那么大把大把的干部被拿下，这其中还有两个副市级的……哦，黑名单一出，现在可能有更多的副市、甚至更高层干部涉案了吧？江东纪委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江东省纪委的看法就是：‘党风廉政建设，事关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江东省纪委绝不冤枉任何一个清正廉明、脚踏实地的干部，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贪污腐败、自甘堕落的官员。”萧宸明白无误地说道。他用词非常讲究，前面是干部，后面是官员。前者是因为遵循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宗旨，而后者则蜕化成了官老爷。

萧宁一拍手：“说得好！萧宸同志，我支持你！”

萧正瞪了萧宁一眼：“别拐弯抹角的说话，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思吗？余可为如果真是已经掉了下去，谁也拉不了他！我也根本不会伸手去拉他！我之所以找小宸来，不是因为这件事要说服他什么，更不是要批评他什么。我只是想知道，对于这样大一件事，他将如何运作，以保证江东方面的政治局面平稳过渡！”

萧宸这才知道，大伯并非是一定要保余可为，而是关心如果拿下余可为，萧系是不是还能在江东省委保持如今这一定程度上的微弱优势。换句话简单地说，大伯是关心怎么善后。

萧宸于是说道：“关于善后的问题，我也有一些考虑。如果真因为‘八一三’大火牵连出一个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一定程度上的震动肯定是有的。但这个震动，未必都是坏的方面，也可能有好的一方面。至于从政治局面上的善后来说，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后手，只是这种事没法打包票，我看……三七开吧。”

萧正沉默了片刻，微微点头：“动作不要太大，尽量不要跟元焯同志起冲突。”

萧宸心中对后半句话微微有些诧异，不过面色很自然：“知道了。”他对此不是很担心，按照他的想法，原本也应该不至于跟李元焯书记有什么冲突的地方。

萧正谈完这件事，舒了口气，仰头闭目道：“最近事务繁杂，有些事情，理起来没个头绪，一些专家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劳心、闹心。”

萧宸点点头：“事情是有点多。人民币升值、非公经济、个税改革、免除农业税、房贷新政、直销立法、公司法证券法、股权分置、物权法、十一五规划、印花税……呵呵。”

萧正摇摇头：“何止啊，改革上的事情也不少。什么税改、股改、汇改、银行改革、价格改革、医改、教改、户改……哪一个不要操心？”

萧宸呵呵一笑，倒是看淡了一样，说：“这些都还可以摸索一下，真要说困局，只怕还是另外几样吧？比如公共危机与政府职能转变、经济模式、全球化应对、贸易摩擦、社保体系、环保、经济均衡发展、能源危机、企业公众形象……”

萧正插了一句：“说到经济模式，对于这个转变你是怎么想的？”

萧宸沉吟了一下，说：“这个话题有点大了，要说模式，首先不能避开的是世界七大经济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瑞典模式、新西兰模式、东亚模式、德国社会市场模式和荷兰模式。”

他逐个分析道：“美国模式的优点是：弹性很强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低税、激烈的竞争和股东资本主义。股东资本主义对管理者施压，要求他们使利润最大化。缺点是：收入差距悬殊、低福利救济、初等和中等教育――质量差、低投资率和很低的储蓄率。

日本模式优点是：终身雇佣制促进了忠诚和高熟练程度；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质量高；银行和其它工商企业关系密切；公司交叉持股使管理者受到保护，免遭失去耐心的股东影响，从而使之得以对投资采取长期观点。缺点是：受到保护，没有完全暴露在市场力量之下的公司所受到的促使其高效率地利用资本的压力很小。

瑞典模式曾经作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被大肆宣扬。优点是：较为开放的市场，加上全面的福利国家、很小的工资差别和使失业者重新工作的就业计划。缺点是：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衰退使预算赤字增大；随着失业率上升，对耗资巨大的就业计划不堪重负；高个人所得税挫伤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至于新西兰模式，八十年代彻底的改革把富裕国家当中的这个管制最严和最为封闭的经济体制改造成了最积极地奉行自由市场政策的国家之一，其税率最低，贸易壁垒最低，私有化很普及。缺点是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再就是东亚模式。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斗智的战场。一些人把东亚快速的经济增长看作证明了对市场友好的政策――低税、弹性很强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开贸易的优越性。另外一些人则争论说，韩国的产业政策就是证据，证明有选择的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可能收益。真实情况是，没有单一的“东亚模式”：经济政策差别很大，既有较为开明的香港，又有严加干预的韩国，不仅有印尼普遍的政府腐败，而且也有极为廉洁的新加坡。东亚的共同点是对贸易的开放和储蓄率超过其它新兴经济体。

还有德国社会市场模式。这个模式的优点是：出色的教育和培训，慷慨的福利国家和工资差距较小培养了社会的和谐；公司和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助长了高投资。缺点是：权力过大的工会、高税、过分慷慨的失业救济和对劳动力市场及产品市场的广泛限制导致了失业率居高不下。

最后是荷兰模式。荷兰一度是欧洲僵化症的一个极端实例。但现在一些人却视之为欧洲其余国家学习的一种模式。工人们接受了工资的较低增加，以换取工作岗位的增加；对兼职和临时工作的规章放宽了；社会保险税降低了。结果是失业率引人注目地下降――降到3．6％。荷兰模式看来提供了一条途径，减少失业，而又不大大削弱福利国家，也不造成报酬的巨大差异。然而，这种被当作头条新闻的低失业率所绘出的图画，其玫瑰色过于浓重；1／3的工人只在部分工作时间里有活干，这一比例是富裕国家当中最高的；有异常多的人领取丧失劳动能力或患病救济金，因而没有计入失业者之中。”

“分析得不错，但我们华夏可跟别人都不同，你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借鉴意义何在？你又是怎么看待我们国内的经济模式？”萧正的语气波澜不惊。

萧宸微微一笑：“借鉴意义暂时不说，我先说我们国内的情况吧。在现行的政绩标准和财税体制压力下，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调整’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从而大搞市政建设、形象工程，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这说明我国还没有脱离传统的增长模式，是重走旧型工业化的道路。

旧型工业化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由投资驱动的工业化道路，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走的就是旧型工业化道路。

时到如今，长期的旧体制仍然留下了政府配置重要经济资源，政绩标准以gdp增长为主，财税体制缺陷和要素价格扭曲等一系列‘遗产’，使各级官员易于回到传统增长模式。”

“嗯，弊端在哪？”萧正的口气听起来，考校萧宸的成分更大一些。

萧宸自然毫不怯场，说：“旧型工业化有七大弊端：一是扬短避长，浪费资源。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的首要要求，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而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显然是扬短避长，妨碍效率提高。

二是削弱技术创新，延缓提高效率。由于要素价格扭曲，政策向重化工业和加工业倾斜，压抑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提高效率上的投入。

三是造成原材料、燃料资源的高度紧张。2003年我国gdp占世界4％，而资源消耗石油7.4％、原煤31％、铁矿石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华夏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无法支撑高资源耗费的粗放增长。

四是破坏生态环境。高污染产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五是增加就业难度。我国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需要在城市工商业中就业，但是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很差。

六是抑制服务业发展。由于对服务业投入不足、政策支持不够，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近年来不升反降。

七是引发短期和长期的金融问题。据国家发改委统计，美德法等国gdp中用于投资的占10％～20％，我国为40％～45％。这种投资比重过大的局面，在短期内会引发投资与消费结构扭曲，造成国内最终需求不足；在长期会隐含金融风险。在过量投资主要靠银行信贷支撑的条件下，无效投资意味着银行系统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

萧正微微坐正，问道：“对此，你觉得应该怎么改变呢？”

萧宸一摊手：“我觉得，当前华夏经济应该通过三条路径增长模式的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一，加快科学技术进步，要促进基于科学的技术在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第二，加快服务业发展，政府要鼓励和帮助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上下游延伸，发展现代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第三，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通过信息服务提高各行各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效率。”

萧正把问题拉回去了一步，问：“刚才你提到重化工业问题，我想问一句，2003年我国经济开始新一轮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在如钢铁、化工、重型机械等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一些人认为这种在重化工业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标志着华夏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扬期……你的看法？”

萧宸接过保姆递过来的茶，道了声谢，说道：“‘十五’计划确定以调整结构为主线，这是很正确的，但在当前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以及在现行干部考核制度和财税制度的压力下，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优化’解释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这种认识使‘十五’计划在执行中出了不少的问题。

重化工业倾向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一是妨碍了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整体经济效率不高；第二就是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资源问题日益突出；三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第四个问题是就业状况恶化；五是促成了经济过热，并使整个经济蕴涵着金融风险。

所以我认为，工业重型化这条旧型工业化道路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必须实现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现状，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走出一条具有华夏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

这种新型工业化的道路，首先应有别于早期工业化，也就是旧工业化道路。早期的工业化道路是靠物质资本积累，以及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现代经济增长则主要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实现。我认为所谓‘新型工业化’，具有两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相对于旧型的而言的；第二重意义是信息时代的新型，就是十六大所讲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萧正笑了一笑，所有所指地说：“最近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期节目叫‘华夏经验’，访问十几个省的省长、书记，每位的发言都是大同小异，他们的核心思想就是发展工业，因为只有这样才有税收，才能显示地方政府的政绩。你刚才对此做了一些个人分析，我忽然想到一点，假如我们的税收可以征收物业税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不发展工业，也有稳定的税源。物业税是以房价为税基的，房价越高，收的税就越多。那么地方政府就都去提高房价，从而就更有动力去改善一些与房价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那时候地方政府岂不是会比谁的社会治安好、谁的空气好、谁的水好。比如说近来川都和临安打擂台，都在说自己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因此它们就会在改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展开竞争，从而使地方的环境得到改善。照你个这个观点，如果政府的工作是放在这些方面而不是去决定如何拉动生产、决定生产什么，那么政府职能的定位也就对了？”

萧宸立刻否认：“那不同啊，都去收物业税了，虽然炒房的人肯定要少很多，房价也可能渐趋合理，居住条件也会相应改善……可是失业率怎么办呢？总得社会生产力够不够呢？我们不能因为要住得安心舒心，就不吃饭了吧？”

萧正笑着摆摆手：“2004年我国9.1％的gdp增长里面工业占了64％。对工业高速增长作用最大的六个行业分别是电子、冶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化工和电气机械行业。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工业增长18.6％，大大超过了轻工业14.6％的增长速度，表明华夏进入了新的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阶段。由于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从98年为60：40，2000年为62.5：37.5进一步上升至2003年为64：36。

华夏的工业增长是不是到头了，是不是可以跳过重化工业的发展？工业化有几个指标，第一是农业，农业在整个产业的比重下降到15％以下，我们现在是14.8％；第二是农业就业的人口，要求降到20％以下，我们现在是50％；第三是城市人口比重应该占总人口的60％以上，我们现在是40％多一点。另外从全球制造业的分布来看，美国2003年是17111亿美元，日本是9111亿美元、德国是4430亿美元，华夏是3825亿美元，可以看出华夏的比重仍然是比较小的。我们曾测算，华夏要赶上日本大概需要20年，赶上美国大概需要40年，中间必须要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重化工业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再从比较优势看。wto体系下华夏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什么地方？华夏的土地没有优势，像澳大利亚那样做世界农场是不可能的，资本密集型也不可能，科技上其实也没有优势，华夏最大的优势仍然是做制造业。华夏在wto之后最明显的前景就是做‘世界工厂’了。

所以，我们看到重化工业不仅成为地方政府的选择，也成为民营企业的选择。比如说2003年钢铁投资增长幅度高达130%，汽车投资增幅也超过了70%，其中都以民营企业的投资为主――就像天辰汽车，这你不能否认吧？当然这里面有要素价格扭曲和环境代价没有完全计入的影响，但即使排除要素扭曲，加入环境成本，考虑重化工业在当前的极高的资本回报率（差不多三年就可收回一个钢铁厂的投资），我估计大的投资方向不会有根本改变。

华夏工业发展的真正问题和前途在何方？世界几百年工业化的历程，到现在为止发达工业国加起来不过7亿人口。但华夏成为‘世界工厂’，加入发达工业国行列，人口到顶峰时，一家伙就会开进去14亿多，相当于当前全部发达工业国人口的两倍。这将引发全世界资源、能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从国际上几个制造业中心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技术革命。我个人看好第六次产业革命将有可能是以华夏的需求为主导的革命。”

这是萧正难得地表明他的观点，萧宸听了，暂时沉默，然后道：“其实我们的观点有相通的地方，我认为新的工业要以高技术含量为标志，而大伯你刚才也说了，华夏即便要做世界工厂，也得改进技术。所以这根本的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技术决定发展。”

萧正微微一笑，再次岔开话题：“最近一段时间，全世界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华夏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你觉得这个战略怎么制定好？”

萧宸笑了笑：“华夏的经济发展战略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1953年～1978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照搬了苏联的发展模式，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85%。1956年毛主席感觉到这种工业发展模式存在问题，就提出‘农轻重’的发展战略。但直到1979～1981年的结构调整，才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有所改善，农业、轻工业、服务业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多次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一直到‘九五’计划提出要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前提是要转变体制，‘九五’计划的目标建议就是实现两个体制转变。但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的许多制度性改变没有实现，缺点就是着重于改变结果（增长方式），而没有改变原因（工业化道路），因而保留了很多旧体制的遗留问题，改革效果不明显。

旧体制遗产在以下几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刚才我已经说过一些：第一是政府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依然较大；第二是gdp增长仍是考核干部的主要标准；第三是现行财税体制仍以增值税作为主要税种，在中央和地方实现分权和要素价格扭曲的条件下，促使地方都搞产值大、收入多的产业。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必然导致各级政府官员走老式工业化道路。

第十个五年计划在实际执行中有两个问题发生了变化。一是市场作为经济结构调整主体的基础性作用有所弱化；二是结构调整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不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调整。”

这个时候，萧宁忽然插了一句嘴：“爸，小宸，我说一句。其实我老觉得，把经济发展战略提到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本身是否合适就是一个问题。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使得我们经常希望有一部分人的认识变成支配整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政策，这样就得给政府相当的权力，所以政府部门其实最喜欢用‘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不论我们讨论的结果是优先发展什么，只要到了政府那里，往往会扭曲为最能显示其业绩的东西，原因是不能真正给政府设立一个好的激励机制。政府的政策一定会扭曲市场资源配置，而且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歧视，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所以我一直觉得靠政府来发展这些新兴产业是不太可能的。市场的优点在于不会让每个人犯同样的错误，而我们现在是希望那些不会犯错误的人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告诉我们资源应该如何配置，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人，一些人的错误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错误。”

萧正笑道：“我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当年在前苏联发展了重工业，尽管在当时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是弊大于利，是行不通的。而华夏共产党在南巡同志和你们爷爷的领导下提出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按照这个推论来说，小宁刚才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观点如果这样直白地说很多人也接受不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谁来决定发展战略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有些规划是相当好的，比如说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一个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一个是《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是相当好的规划。所以，在华夏的体制下，国家在配置资源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讨论发展战略，还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可能也是华夏的一个优势，虽然我们也遇到过很多的挫折，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决策过程，只要党做出决策，统一思想，用党决定的方式定下来就可以高度执行，这个政策要是对的话就不得了。”

萧宸却表示了对萧宁的一定支持：“如果完全是市场化战略控制，我觉得宁姐说的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大的层面还是应该有经济战略架构。但是微观最好也要更多的市场化，我相信现在有一定的市场化程度，企业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比如说岭南浪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企业就做出了理性选择。”

萧正呵呵一笑，却忽然朝叶玉灵问道：“玉灵有什么看法？”

叶玉灵本来不打算插嘴，被这样一问，只好说：“我觉得，经济学家们有责任帮助政府改变现有的经济环境，即从官本位向商本位的转移。在历史中可以看见，任何一个国家在商本位占主导的阶段，就是人们生活最好的阶段，gdp发展水平最高的阶段；凡是在官本位的阶段就一定是经济发展最差的阶段。计划经济的根源是零支出预算，就是我给你一块钱，我就少了一块。但是市场化经济学原理是，我给你一块钱要拿回十块钱。现在的价格扭曲，是由于政府主导造成的，如果不实现政府从官本位商本位的转型，就不可能实现真正市场化。”

萧宸对此表示了谨慎的支持：“我们讨论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看那些经济学家讨论经济往往忽视经济外体制的制约。刚才宁姐和玉灵所说的要素价格被低估，是市场价格低吗？不是，是人为压低的。如果说我国劳力价格低是因为有太多的劳务，那么华夏土地如此稀缺，为什么也这么廉价？过去说浪都外来工十年薪资不长是由于劳动过剩，市场均衡工资就是如此。有趣的是当地政府与‘批判的经济学家’都这样说，前者这样说是推卸责任：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不怪我们。而后者这样说则是以此来否定市场化，既然迁徙自由导致劳力涌入压低了工资，出路岂不就是限制流动、重新束缚农民吗？

而2004年民工荒有力地证明：所谓的劳工廉价并非‘市场均衡’之过，而是有非经济的因素。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点：第一是所谓集体谈判权的缺失。近年来华夏商会自治的步伐远远超过工会自治的步伐，更别说外来工连非自治的工会也没有，面对官府、厂商与本地户籍特权三结合的压力，外来劳工根本不能集体谈判。没有讨价还价何谈‘市场均衡’？第二，现在的发展阶段，农业是弱势产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至少在前几年，农业要比正常条件下更为弱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此次税费改革前，我国的税收实际上是‘倒累进’的，取贫益富，农民的‘负担率’比其他群体更大。这直接导致2000年前后粮食主产区大量土地抛荒，农民被‘挤出’农业的速度反常地加快，这样的‘劳动无限供给’不能说是纯市场现象。第三，很多地方仍然歧视外来工，限入禁入的政策很厉害，因此当时农民工能进入的只限于很少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的劳动自然就‘过剩’到了反常的地步。去年税费改革了，其他地方准入了，岭南的‘廉价劳动’马上难以维持。

以上几个因素都是非市场因素。现在好讲什么‘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实际上是政府有效的领域它‘失灵’，市场有效的领域政府却‘能得很’。恰恰反过来了。比如土地问题，现在很多人都说土地私有制不能搞。土地私有是不是最佳选择我也怀疑，但问题是现在部分‘三农学家’说土地不能私有的理由与某些土地管理官员讨厌土地私有的理由恰恰是相反的。前者说土地私有农民就会卖地，农民失地就会天下大乱，因此必须通过‘官有’来为农民提供土地保障。可是后者却说土地一私有农民就不肯卖地，官员搞不成圈地运动影响招商引资经营城市等等，因此必须靠‘官有’来夺取农民的土地。我多次听到某些官员义愤填膺地说，如果搞了土地私有他们的城市就不会发展那么快，东方市之所以能超常发展就是因为有圈地制度。这不是扇了三农学家的耳光吗？其实历史上土地私有造成农民战争的说法十分可疑，而那些官员的说法倒表明：如果政府的土地政策出发点是这样，那恰恰会由于‘土地官有’而造成土地兼并，两极分化，甚至有可能造成农民战争。”

萧正忍不住笑起来：“农民战争，这话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