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章 广州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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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胜堂的主要收入来源在于妓院和鸦片，所以这次广州市扫黄大黑行动中损失最为巨大的就属洪胜堂了。正所谓狗急了也要跳墙，不过最为可惜的是，他们选错了对手。

在洪胜堂的那些大佬们看来，像塘尾镇这样的肥鱼，正好拿来弥补他们最近因为禁烟和扫黄所造成的损失。只不过，他们还不知道这样的试探性行动，到底招惹到了一个怎样的对手。

钟泱可是很清楚的明白，这些所谓的江湖人士欺软怕硬的本性。对待他们，绝不能有任何的妥协和姑息，必须以雷霆的手段去震慑。

已经打定了采用强硬手段解决问题的钟泱，把负责情报工作的周华找来：“周华，把抓起来的那一帮洪胜堂的犯人全都安排好一份适当的工作，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了。还有，关于洪胜堂的调查报告做一份出来备案，不用交给我。两个星期内，我不希望报告里出现的那些人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明白了吗？”

钟泱的意思，周华自然是明白的。那群可怜的小混混，余生将要在某个不知明的矿井里度过了，永不见天日。但是要对洪胜堂下手，以周华现在手上的实力却还远远不够。所以他不得不向钟泱求助：“一个星期的时间太短，而且我手上的力量也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可以调动陆战队吗？”

周华口中的陆战队，就是纯粹由泛用型陆战士兵所组成的作战小队。虽然除了陈泽、刘进洋以及伊忠明，其余人并不知道智能工厂的存在。但是却也了解一些信息，比如说陆战士兵的存在，他们不知道什么事机械构装体，但是他们明白陆战士兵的强大战斗能力。

明白情报部门的难处，钟泱也只好同意了周华的请求：“需要多少名陆战士兵以及具体的武器装备需求，到时候做一份报告给我。”

得到了想要的答复，周华也感到了欣喜：“是的，我知道了。”

说完，便躬身而退，离开了办公室。

情报部门草创，仅仅是负责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况这次这么大规模的刺杀活动，自然必须要向钟泱那里得到足够的武力使用权限。

这一切在常人眼里看来或许很残忍很不符合法律，可是无论是钟泱还是周华，他们都不是警察或者法官，他们没有必要给那些人定罪。只要钟泱觉得有必要消灭他们，就足够了。挡在前面的绊脚石，总要有被碾压得粉碎的觉悟。

收到了钟泱的命令，周华也去做着必要的准备工作，至少查清楚整个洪胜堂的基本状况是必须。

就在钟泱努力排除障碍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广州市的新政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着。新文化运动在北方历时数年，轰轰烈烈，但许多人还是搞不懂，所谓“德先生”、“赛先生”，与每天为口奔驰的升斗小民，究竟有何相干。但在南方，陈炯明却把他的理想，一点一滴地付诸实践。

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这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陈炯明是唯一一个用“新文化”来改造社会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打打笔墨官司，更令人振奋的是，他的改造，在短期内大见成效。

他在广东禁烟、禁赌，作为建设“模范省”的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人们对政府的视听，焕然一新。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中推行自治，他对报纸描绘他的自治计划：中国各村自古实行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为宗旨。今中国之自治，应先自村庄上施行，依次发展，及于全县全省与全国。这一刻广东已在村上实行分区。自治村中，警察与税收由人民自办，将来各县县长与省议员亦归人民自举，再由议员共举省长。他省能仿行之，则可达到联省自治之目的。

陈炯明开始一步一步推进他的计划，首先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各县都设立了林业事务所，并在广州设立生丝检查所及蚕种制造所，以改良丝料出产；又将省政府的实业科改为实业厅，赋予更大的权责，以推动实业。不到一年，广州市丝厂增至五十余家，港商投资开设农场及罐头厂；南洋归侨也在洽谈集资开发黄埔港；港、粤、沪商人筹办资本一千万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广东全省总商会。

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纷纷着手筹备，相继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开展市政建设，干得热火朝天。经济建设初见成效，文化建设也同步发展。广州着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兴办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举行美术展览、体育运动会；安装马路电灯；在梅花村、竹丝岗建筑新式住宅区，成为广州的模范新区；饭馆、旅店、戏院等公共场所，都要严格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设立新式屠场，由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类卫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改造排水系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家派发。

全国教育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联合会，江苏省代表黄炎培，事后撰写了一本题为《一岁之广州市》的小册子，盛赞在新文化之下的广州新景象。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5]

什么是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这就是了。陈炯明的种种举措，在南中国开辟了新文化的一块实验田，在举国上下官僚、军阀、政客横行，一团乌烟瘴气的空气之中，柳暗花明，生机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一班书生的空谈。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这时的广东，几乎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一个据点，最后的希望所在了。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布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而对于选择市会制还是委员制，陈炯明也给出了最终的答复。

3月中旬，炯明在覆省议会的函中，引用美国的市政发展为例，指出历年来实行市会制的结果：就是使全市事业为无赖政客，社会恶棍所包揽，以致市政日趋腐败，公款滥用，市债积欠，几绝改良之望，而大城市如纽约已渐趋向采用委员制，亦有城市趋向更进一步的经理制。

炯明解释说：“诚以市政纯为事务性质，非统一事权难得最良之效果。准此以谈市会制为过去不良之制，既绝无采用之余地，市经理制事权更专于一人，惟委员制实折衷于两者之间。是以几经考虑，始行决定采用。我国自改革以来，无论中央行省，凡选举事务，均受恶势力之操纵，选举机关亦鲜不为势力派所利用。事实昭著，无可为讳。”

至于为什么市长，局长由省长委任，而只一部份参事员才由民选呢？炯明申述其用意如下：

“诚以市长局长既属委任，对省长负责，而省长则对市民负责，所以不得不委派一部份之参事员，以代表省长为市行政之监督。其余参事员仍由各界及市民选举，且每年选举一次。一则实行职业代表制，一则令全体市民养成选举习惯，务期五年以后，实行市长民选，不致有紊乱之虞，实为促进民治之深意。”

3月下旬，省议会另定《广州市自治条例》送交省长办理。炯明认为原定的《暂行条例》只使用于广州市市行政区域之内，不能与单行法相比，不必由省议会议决，而且该条例“经由本省长颁布外，已经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令准在案，于法理事实，均不容变更”。

从这件事，我们可看到炯明所作决策，因事就事，对派系分别，不存异心。他要实行市委员制，委任孙科（孙中山的儿子）为市长，不惜给予军政府的孙系在广东省事权内一个重要的职位，而不肯附从平素支持他的陈系省议会的建议。

改造广州，设立现代化的市政府，刻不容缓，广州市政行政委员会于2月15日按期成立，开始积极推行新政。参事会的选举，要等到9月1日才举行。

且不去论到底陈炯明在历史教材上的名声有多臭，在治理地方上他是一个能吏。而其他的私人品德也还无问题，素来被人称道。这才是心系民众的革命者，真正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有志之士。

钟泱不喜欢孙中山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大而空。在自己没有绝对实力的情况下，却仅仅是想着要北伐，统一全国。先不论这样的统一到底有没有意义，事实上革命党也没能在事实上统一了整个中国，反而是把国内的主要军力消耗一空。

蒋中正率领黄埔大军北上征伐，才刚刚完成名义上的统一，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而当时的中国几无可抗之力，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

这样的统一，除了成就一个人的名声之外，对国家和民族到底有什么益处？如果仅仅是凭借着好心就能拯救中国的话，那汪精卫还算是汉奸吗？为了自己的想法而在事实上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即为卖国。主动和被动，只在道德上有不同，在结果上却毫无区别。

想要强大一个国家，就必须要脚踏实地的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完善整个社会的组织体系。而不是利用民意，滥用民心，仅仅是为了心中的一己之私。自己没有实力，再高明的计谋也没有任何意义。钟泱并不理会孙中山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国父”，他仅仅是看不起对方的做法。只知道暗杀和玩弄阴谋，终究上不了台面，非国之栋梁。

作为一个领导者，没有堂堂正正的决心和实力，不断利用一些宣传手段欺瞒和愚弄民众，终究无法长久。革命党在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和孙系的激进主义有着很深切的联系。不要忘了，无论是蒋中正还是汪精卫，都是出自于孙系。

而一个脚踏实地的陈炯明，也被说成了地方主义军阀。但倘若连一个广东都治理不好，你又有什么资格说自己可以治理好整个中国？革命党治理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还不能说明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