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六章 主席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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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六章主席林森

此时正是民国21年，林森任南京**政府主席，汪兆铭任行政院长，姜瑞元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丢失，淞沪保卫战损失巨大，姜瑞元迫于政治舆论上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再一次退位下野。

在他的政治生涯之中，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不管多么无奈和苦闷，暂时性的脱离政治漩涡中心也不是坏事，而且手中只要牢牢掌握着军权，也不怕其反对势力翻出什么大浪来。

中华民国是这时中国唯一合法政权，1932年对于民国来说，正值内忧外患之时。

内忧主要在于中国各地的割据政权，有的表面上臣服于**政府，有的则连样子都懒得做，比如说华联和红门。

华联自不必说，盘踞六省，占着中国南方沿海的膏腴之地，经济繁荣，工业强盛，实在是**政府中央政权的心腹大患。

而中华红门也不消停，趁着日本入侵东北的大好时机，赤军于1931年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成立了中华赤色共和国，成为全国赤化运动的中心区域，并得到了苏俄的帮助。

其主要武装力量为赤一方面军又，称中央赤军。当时，全国已在231个县、0万人中建立了县以上的赤化政权，赤区建设进入了全盛时期。

姜瑞元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华联已经在对抗外敌上与**军表现出了步调一致的合作态度，更何况柿子也要挑软的捏，红门赤区成为了中央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在1932年的前两年**党已组织了对苏区的三次围剿，均以损兵折将告败。

而如今已是1932年，迫于日本侵华之举越来越明显，姜瑞元也迫切需要一个稳固的大后方，才能放心让主力部队在前线进行卫国抗战。

正因为如此，**党又发动第四次“围剿”，结果黄陂、草台冈两仗，损失三个师、枪支万余，被俘万余名。第四围剿又遭失败，在12月1日赤四方面军由陕入川。

在此情势之下，加之西方经济也正处大萧条之际，原本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更是萎糜不振，金融和工商业动荡，大量白银外泄、原材料价格跌落、消费市场一片低迷。工人大罢工不断，农村哀鸿遍野。

中央政府原本计划投资于经济项目的款项被大量地挪用于军事目标，**党被迫从整理内债入手，以避免财政危机的发生。

至于国家外患，则更不必说，19321月东北在日本的铁蹄下全部沦陷。1月12日，日军又在青岛登陆。1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1月30日，国民政府被迫迁都洛阳。3月9日，日本的扶持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

这一连串的战事激变，都是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说起**政府的首都，也是根据时局的动荡几经改变，早在1926年12月13日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成立，标志着**政府已经迁至武汉。而1927年1月1日的时候，政府的首脑也都正式在武汉办公，并以武昌、汉口、汉阳为京兆区全名。

武汉作为国都，大**的发展使**政府由广州时期进入了武汉时期。

1927年4月12日姜瑞元因为红门在北伐军身后捣蛋，所以向这群赤化脑残们举起了屠刀，镇压了红门的反**政变，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建立了南京**政府，同武汉**政府对峙。

这时，中国出现了宁汉分裂的政治局面。代表武汉**政府的汪兆铭在被红门耍了一遭之后也很快右转，发动了“灭赤”的“七一五”熊东，这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的正式开始

**党终于可以摆脱苏俄的束缚，虽然因为先天的组织性问题，仍旧没有摆脱赤化的体系本质。但至少这种赤化是中国自己的，而不像中华红门那般，纯粹的苏俄忠犬，肆无忌惮的出卖国家和民族。

而这时，汉方的反对，各地军阀派系的离心，以及徐州战役的失败，也使姜瑞元陷入困境。他以退为进，向南京政府提出辞职，并于8月12日离开南京去上海，宣布下野。9月16日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决定**政府首都由武汉迁到南京，实现了“宁汉合流”。

姜瑞元凭着下野时期的空挡，迎娶了宋美龄，更是因此获得英美支持，随后不久便宣告复出，重掌军政大权，“宁汉合流”标志着**党一党专政统治的建立。

赤化的本质就在于这里，党权高于国家，政治权谋重于民族利益。用暴力的手段压制民众不满，并且形成一种无限膨胀的政治特权阶级。而姜瑞元在这一点上，依旧是走着赤化的路线，与红门的组织理念如出一辙。

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党至少还是有着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存在，而红门则是彻彻底底的赤化了，民族文化在他们眼中，都是腐朽陈旧，并且应该舍弃的糟粕。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南京乃帝都，形势危急。不得已之下，**政府讨论迁都，有说迁往西安的，有说洛阳的，还有说汉口的，最后选定迁都洛阳。

3月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乘专车从开封转到洛阳，这时的迁都，名义上是要持久抗战，实际上首都并未整个搬走，重心仍在南京。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中日关系缓和。

到了11月，**政府就把都城重新迁回南京。金陵毕竟是六朝古都，而且在这个时代也的确比洛阳更适合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历史的长河之中，总有许多并不耀眼的人被后世所遗忘，但这些沉默寡言的人，也有着许多品格极高，值得世人敬仰的人物，比如说在1932年一月出任国家主席的林森。

他身为**政府主席，但却被不少**党人看作是“国府看印的”。他是辛亥**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然而为官处世却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

他就是林森，一个该被历史记住的人。

林森出生于福建省闽县，从“一介书生到国府主席”的人生历程，以及他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参议长，又连任12年国家元首的经历，的确也是算得上一段传奇。

虽身居一国之尊，林森但向来不以贵人自居，“平民元首”的形象使很多接近、了解他的人都肃然起敬。他出身寒微，在教会学校里接受了长达14年的西式教育。因对民族危亡有切肤之痛，很快踏上了共和**的道路，且成为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对辛亥**贡献卓著。

辛亥**胜利后，他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当上了首任参院议长，参与了创造共和的诸多关键决策，与孙逸仙和袁世凯都共过事。袁世凯篡权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又辗转奔波，致力于再造共和，并在此过程中历经宦海浮沉，数起数落。

在孙逸仙死后不久，林森便由“容赤”转向反赤，在政治眼光和个人良知上，都有着让人惊叹的才能与坚持。

林森的经历丰富、复杂而坎坷，而综观其一生，对中国文明的恢复做过不少的好事。除了爱国之志终生不渝外，为官清正廉洁、不慕名利、重视教育、自律甚严等，也是他的优点。

尤其他崇扬民主和法制的精神更值得称道，在任参院议长时，他对孙逸仙和袁世凯这两名“大总统”的决定都有过否决的记录。尤其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曾使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袁世凯不得不在解除佩刀后才被允许进入参议院，此举尤令人钦佩。

姜瑞元上台后，林森仍未改书生本色，以**党监察委员的身份，数度参与弹劾姜瑞元的行动，使蒋大为恼火。

林森为官处世，不喜张扬，做事低调，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讲究“无为而治”。

但同样也由于这种风格，使得他在党国之内倍受冷落，在林森出任“国府主席”时，**党内很多人都不重视林森这位“一国之尊”，甚至仅仅把他看作“国府看印的”。

胡适针对此情形曾有过一段评价：“林子超先生把国府主席做到了‘虚位’，以至于虚到有的人居然已经‘目中无主席’了。”但他并不是“无所作为”，该做的事他向来是当仁不让的。

这也和他的文人清高性格有关，不争权，但也不对人谄媚。在甲午战争之后，林森甚至参加过反对建奴政府割让台湾的义举，就因为这个，与当时的建奴政府有着非常不愉快的经历，他不是一个软骨头的书生，而是有着自己的傲骨。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于北伐大**时期。不同于孙逸仙的权谋为重，林森极力反对与红门合作，更因此而参加了“西山会议派”。从而被**党中央开除党籍，直到1927年6月11日，南京**党中央党部才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林森与张继、谢持、邹鲁等也恢复了党籍。

在政治理念上，他的信念和姜瑞元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尤其是在摆脱苏俄控制方面，意见一致。

所以1928年2月林森才能当选为**政府委员，随后更是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接着又选为**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要人物。

1931年3月2日，因为在中原大战之中胡汉民与汪兆铭联手想要扳倒姜瑞元，所以身为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被姜瑞元囚禁后，林森被选为立法院长，成为**党中央的要员。

在日本帝国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本来应该团结抗倭。但是1931年11月**党四大召开之际，**党内又开始了互相指责，互相拆台的局面，这也是老惯例了。以姜瑞元、胡汉民、汪兆铭为代表的三派势力互相之间又开始了权力斗争，相持不下。

胡汉民和汪兆铭为了搞倒姜瑞元，又再一次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姜瑞元的中央嫡系。在这种情况下，姜瑞元迫于时局，“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在这种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令各方面都能接受而又具有崇高威望的林森于1931年12月15日被推选为国府代主席。

月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议决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12月28日林森就正式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实际上这时有望成为主席的还有蔡元培。但蔡老头属于学者型的人士，资历比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议长的林森稍逊一筹。而于右任因为是姜瑞元青睐的人选，而被胡、汪方所拒绝。因此，最后就只有林森莫属了，而且从公德还是私德来看，林森都是当之无愧的。

林森平生洁身自好，生活力奉简约，朴素至极，他曾为**到海外募集到大批捐款，却没有为自己添置一件足以防寒的冬衣，以致在自己的长衫下摆上缝上衬布以保暖。

他青年丧妻，却终身不续娶，无亲生子女，没有什么家产，更无三妻四妾，更无**党内有些权贵那样奢侈yin逸的作风，这在当时的官场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比之后世的所谓伟人吉少山，有过之而无不及。

林森只是与人无争，本身并非庸碌之才，他对于自己负有责任非常清醒。在《就职通电》中讲：“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勉受命，暂度危机。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

从这番诚挚之语中可见他深知自己所处位置的艰辛，于是表示要如履薄冰地效力。事实也确实如此，伺候**政府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林森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奋力苦撑危局。

林森常常一身长袍马褂，鹤发童颜，银须飘垂。拄着一根手杖，鼻梁上挂着眼镜，仪态端正，举止稳重。如果不是他胸披红绶带，佩一枚青天白日的徽章，人们是不会想到这么一位慈祥的老者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

在衣着饮食方面更是很朴素，常身着黑色或蓝色大衣长袍，戴灰绒呢帽或黑色礼帽。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是一身布衣，只有厚薄之分，没有时常变化。饮食起居上他也是喜欢清淡素食，几乎烟酒不沾。

在住宿上，林森也很简单，他喜欢清静、自然。其南京成贤街故居，十分狭窄。移驻洛阳期间，居处尤为简陋。这与一些**党内高官住公馆形成了鲜明对比，比之后世红门赤朝的许多所谓节俭的为人，更是犹有甚之。

之所以能够出任国家主席这个在政治上至高的职务，当然不是仅仅凭着清廉就足够的。这和林森的思想品格有关，他既有道家淡泊名利的一面，也有传统儒家积极明志的另一面。登上国府主席的座位，林森并不是怀着君临天下的心情去争夺权位。

因此，他的政治作风就带有很强的“无为而治”的色彩。在通过《中央政治改革案》的议案修改之后，林森出任的国家主席再也不是独揽党政军大权的领袖，而是一个空有名号的虚位。

由于是虚位元首，林森尽量恪守“**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的明文规定。尽量不问细事，不干扰阁僚的工作。以致在他就任主席一个多月后，行政院的那些官员才记起来应该去参谒一下林主席。

如果国府主席是一个不明大体而个性特别坚强的人，如果他不甘心做一个仅仅画诺的主席，那么十几年前北京唱过的‘府院之争’一幕戏，还是不容易避免的。只有生活于这个到处都是争心的时代，试回想那两年前党政军合为一体的国府主席的地位，就可以明白林森主席的谦退无为是有这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了。

确实如此，在姜瑞元担任**政府主席的时候，由于他具有很强的政治*，他兼任着**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是权倾天下的铁腕人物，但是由于其锋芒毕露，树敌太多，引起连年的军阀混战、派系纷争，搞得国无宁日、民怨沸腾。

就连姜瑞元本人也被迫两度下野，相比之下，林森的谦逊无为确实具有历史意义。林森与姜瑞元，在性格上一柔一刚，因此能够互相配合，长期共事而能安然无恙，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林森的通情达理。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最终还是被历史所遗忘。因为他既没有犯下滔天的大错，也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更没有滥用自己的权谋，去肆意修改史书来彰显自己的伟大。

这样的伟岸，形似高山，如同四海，巍峨浩瀚，却又深沉练达。对于国家大事而言，一个人的私人品德无论如何清高，于国于民都是无甚用处，但林森这人，却是意外。

中国在这个蹉跎的时代，能够拥有这样一位宽仁厚重的主席，真是幸甚

第三百三十六章主席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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