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七章 真相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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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广州的天气稍显凉意，今年入秋的节气明显来得较晚，不过还是让人感到舒爽。比起夏日的炎热和湿闷，秋冬时节的两广气温宜人，既不太冷，也不太热。

周华神色匆忙，手里拿着前段的调查报告，是关于西北军政态势与杨永泰被刺一案的跟进调查。

红门赤军已经经过长征，无论是战斗意志还是组织形态，都可谓脱胎换骨，与往日发生了剧烈地变化。在艰苦的跋涉中，狂热的信念被忍耐与死亡所积淀，凝聚成了可怕的气势。

翼翼地敲响了钟泱书房的木门，周华顺便正了正衣冠，一身简约干练的汉服，剪裁得非常得体。将瘦弱的身躯里那股坚韧锐利的气势，完美勾勒了出来。

“进来。”屋内传来钟泱空灵的话语声，周华应声而入。

“会长，西北地区的情报资料目前还未能完全查探清楚，只是张汉卿与红门的吉少山和马子任接触频繁，恐有密议。”

听着周华的陈述，钟泱暗自盘算了一下，这个时空如果与原本的历史偏差不大，那么接下来的肯定是所谓双十二事变。估计张汉卿勾结红门，也是为了逼迫姜瑞元提前抗日，有感于军越来越强势，他也唯恐再无东北军崛起的日子。

“嗯，这件事加紧查探，不可草草了事。杨永泰的事情查得样了？”

言及此事，周华也早有准备，此时立即回话详细经过党内部还在查探，不过觉我估计，这并非党内斗争的结果。无论是汪兆铭还是胡汉民，亦或者诸如二陈之流，都无魄力敢断然对杨永泰下手。”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这股潜藏在阴影中的暗杀势力，对于我们而言也是莫大的隐患。”钟泱目光微闪，半眯着眸子，他很不喜欢这种热衷于用刺杀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个人或者组织。

从古至今，都没有依靠暗杀而成大事者，反而会把大好的局面葬送。于国于民，都是强调利益与人心大势，凭着此等阴谋诡计，只会让鲜血白流。

拿起周华递上来的报告，钟泱越读越是心惊，并且对于这些满脑子都是爱国思想的暴徒感到无奈。

据地宫的外围情报势力调查，得知原来“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组织者和发起人叫陈有光。此人在1932年时曾参加过遵从姜瑞元旨意所组织的“中华青年同志会”和“西南复兴社。”

也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后世才会纷纷猜测此事是党的内斗所致，反正这类事件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孙逸仙时代就多次使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

然而仔细想想，其实根本难以说得通。暗杀其他人还说得，杀杨永泰，姜瑞元绝不可能坐视不管。别看杨永泰在党内人缘极差，或者说政学系与其余派系争权，甚至还有人认为杨永泰为姜瑞元所猜忌。

然而实际上，政学系总共才四十几人，并且都是无兵无将的文官政客，如何争权？以杨永泰在党内军内的恶劣人际关系，并且有时独然一身的军师，如何引得姜瑞元猜忌？

为了这样一个人，去招惹正如日中天的姜瑞元，公然挑战国府的威严，恐怕就连二陈本人也不敢如此大胆。

但这个陈有光，明显就属于不怕死的狂徒，被心中的理念所扭曲，根本就不在乎杨永泰的身份和对于整个党政权的意义，敢于行刺。

而姜瑞元也是搬起石头砸了的脚，他用狂热的国家主义理念去对这些年轻人洗脑，如今却又无法呼吁这些人服从国府的政治安排，最终是断送了的权势与地位。

杨永泰之死，是党政权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曹操失去了郭奉孝，终有赤壁一败，而姜瑞元在这个如此敏感的时刻失去了杨永泰，更是会在不久之后遭遇西安事变这样的背叛。

果然是天意难测，姜瑞元这个佛教安排入世的棋子，最终还是被大势所弃。

1933年，陈有光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结束时，与同事谈到对“攘外必先安内”的论点有不同看法，谁知却传到训练主官康泽的耳中，引起康泽的不满，且有以内部纪律制裁的拟议。

陈有光见此，担心遭到不测，于1933年秋丢掉庐山训练团第四营政治指导员的职务，化名逃亡上海。

其时，正值日军疯狂对华进攻，先后发动“九一八”和“一二八”及进占长城各口事件。而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南京当局对外稍作抵抗或根本不加抵抗，采取妥协求和的办法；对内于亲日派又不加惩处。

日军的野蛮侵略和亲日派的行径及当局的作为，激起了中华民族的爱国救亡运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明里暗地应运而生；“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35年初秋产生的。

可以说，最早是党扶植起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地下组织，后期却又无法制约，最终被这种狂热的火焰所灼伤。

陈有光在上海隐居的年余里，有感于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耻辱，又受到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的影响，希望在抗日报国方面有所作为。

同时他又深受历史上侠客剑士之风的感染，因而选择了一条个人英雄主义的道路。为此，他游说于相识之间，先后联络了肖佩韦、刘镇南、项应昌、裘积玉、袭柏舟、陈夔超、吴冰、倪莉茄、沈宴冰等10多位男女青年。

彼此共同形成了“内腐而遭外患”的一致认识，认为欲抵抗日本侵略，在内部就必须先除掉卖国贼。

“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成立后，即开始着手抗日除奸的多项具体准备工作。

地宫调查获得的情报比较详细，还是多亏了各种身具高科技微型设备的谍报人员潜入了党内部，才能得到不少这些资料。而经过整理分析之后，更是从中整合出了许多连党都还没有明确的信息。

这个“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发家史，都在文件的卷宗内事无巨细地记录着，让钟泱一目了然。

原来在刚成立之处，这个组织所为抗日除奸的工作能否展开，其关键在于经费。而筹集经费颇为不易，因为既不能公开求助于人，自身又无经济来源。

后来，还是女青年倪莉茄将多年积蓄的3000余元钱捐献出来，同时倪又动员到女友周女士解囊资助，才使“除奸团”有了基本的活动经费。

而后，陈有光又通过挚友郁建中的关系，物色到一个受雇于白俄当厨师的山东人，由他以30元买100纸币的价格，买到白俄伪造精细的“交通银行”假币5000元。

这假币造得十分逼真，常人根本无法分辨有了这两笔经费后，“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活动便进入实质性阶段。

看到这里，钟泱又不无恶意的猜想这是否是苏俄对党的假币战术，因为华联内部也出现过这类事件。追查后的矛头同样是直接指向苏俄，还有红门左派那些苏犬。

首先，他们开始准备除奸活动必不可少的武器。在四处寻觅之后，武器居然从党的首都宪兵司令部搞到了。

“除奸团”成员袭柏舟利用与宪兵司令部营长何瑞初的关系，用了800元的代价，买到4支崭新的德造白朗宁手枪和400发子弹。

读着这一段钟泱不得不摇头叹息，党严格控制民间的武器持有，然而实际上除了穷得吃不起饭的赤贫者，能够购买到枪支的人并不少。这些从军中倒卖出来的武器，然后又用于刺杀国府的军政高层，实在是讽刺。

有了武器以后，“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确定将汪兆铭、杨永泰、唐有壬、黄郛、张群、李泽一等列为行动目标。重点放在日本人活动频繁的上海、南京和武汉等地。

“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还未开始行动，国光通讯社的狂热爱国记者贺君已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中央党部行刺汪兆铭，使汪兆铭受伤。

而汪兆铭遇刺后，主和的亲日派反而更活跃。为了打击亲日派的气焰，“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成员经过反复讨论，确定将与日本人“勾结”最紧的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列为第一暗杀目标。

对象确定之后，“除奸团”成员便开始调查了解唐有壬的有关情况。在杀杨永泰之前，就是这个唐有壬成了第一个目标。

当时他们还到唐的寓所周围观察地形和环境，唐寓隔壁一幢房子空着等待出租。他们马上以重金租下了这栋房了，并安上、购置家具，同时要求所有成员出入皆叫汽车代步，以避免邻居、尤其是唐家生疑。

为了弄清唐有壬的面貌，除奸团的成员们颇费了一些力气。

经过大家出谋献策，才想到南京的照像馆为了招徕生意，都有名人的放大像挂在橱窗里。于是派出肖佩韦到南京弄照片。肖到南京活动了几天，将除奸团确定的其他暗杀对象的相片都弄到了，却唯独唐有壬和李泽一的无法弄到。

无奈之下，除奸团只好采取硬盯的办法；通过一段的观察，唐每周只回上海一二次，大多为周末，其服装华贵，且出入都有保镖随从。

1935年12月24日，唐已回到上海寓所，并在3时左右乘车外出，除奸团冒充报馆的名义给唐公馆打了个，证实刚乘车外出的就是唐有壬。

于是除奸团便马上开始行动，进行布置，很快租来一辆黑牌照汽车，用作行动准备。这时的上海黑牌照为私人自用车，白牌为出租车。

4点左右，除奸团成员刘镇南、裘积玉隐蔽到唐公馆隔壁的汽车里(预先租下的，等待唐有壬返寓时出击。

6点左右，唐有壬由安和寺路汪宅返回世东路寓所。刚下车，还未上寓所后门的石阶，即受到刘镇南、裘积玉的枪击，唐当即身亡。

枪击唐后，除奸团成员马上坐上预备好停在附近的汽车，开往英租界，全体成员随即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广州。

1936年夏天，除奸团回到上海，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这之间刘镇南、裘积玉被法租界第二特区法院侦破，判处死刑，至死也未暴露组织。这些人虽然狂热，但并非是野心勃勃的政客，即便所做的事情未必正确，但他们的信念和意志，却不得不让人深思。

一个国家，能拥有这样的年轻人，是国之大幸，他们对祖国的热爱无有一丝一毫的虚假。但这样的人多了，于国于民，也是不幸，被扭曲的灵魂，无论具备多少力量，都无法创造未来。

在刺杀了唐有壬之后，除奸团内部成员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被称为政学系“灵魂”的湖北省主席杨永泰为第二个目标，指定肖劲吾前往武汉负责进行各项具体准备工作。

以张群为第3个目标，指定家住南京的女青年吴冰利用各种条件进行准备工作。肖劲吾到武汉后虽做了不少工作，但进展不理想。

于是除奸团的其它成员大多集中到武汉，加紧各项准备工作。人多力量大，很快调查清楚扬水泰住在武汉三教街。

更因此而了解到沿用太住所不远处有一所医院，是其到省府的必经之地，是一个理想的行动地点。于是内部各成员经过详细商议决定在此动手，并决定于1936年10月15日在此待机行动。

是日，杨永泰乘坐的汽车在医院门口，被除奸团预先准备的一辆黄色车拦住了去路，汽车被迫停在路中约半分钟，可惜行动人员行动稍迟缓了一点，贻误了战机，未达到目的。

“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遂将行动地点转移到汉口，因为侦察中杨时常过江到汉口去办事。

1936年10月25日两点多钟，杨永泰与其妻由武昌过江到汉口，但当时江面风大浪高，杨未坐差轮而改乘普通渡轮。

这时，杨身边除平时的警卫人员外，又增加了4个武装警察护送，且都十分警惕，除奸团无法下手。杨在汉口轮渡坐上汽车后，4个武装警察也就返回武昌去了。

5时刚过，杨坐汽车回到轮渡码头，下车偕妻走下码头的石阶。这时除奸团成员龚柏舟、陈夔超二人箭步上前，对准杨永泰连发数枪，杨当即倒地。

这位极力鼓吹缓和中日矛盾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新政学系”领袖人物就这样结束了一生。时其妻吓得呆若木鸡，杨的警卫人员竟也不知所措。

江边、码头上的人听到枪响，四面奔跑。龚柏舟与陈夔超乘此混乱，按预定路线撤退。但陈夔超中途慌忙，跑了方向，才到江汉路即被捕。

龚柏舟虽顺利到达预定地点，也安全转移到南京，后仍被捕获，押解武汉。正是因为两人的落网，地宫潜伏的情报工作者才能截获中统的情报信息，得到了如此详尽的口供资料。

唐有壬与杨永泰二人被暗杀，引起姜瑞元的震惊，严令戴笠、杨虎及有关组织侦破，结果“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行迹被查获。

直接参与暗杀的龚柏舟、陈夔超判处死刑，而“除奸团”负责人陈有光之义子被捕后招供。在南京负责调查张群行迹的吴冰也被南京宪兵司令部捕获，其它幸免于难的成员，由于组织已暴露，只好匆忙之间各自逃生。

陈有光辗转奔逃，尔后隐藏于贵州西南偏僻的乡下，“除奸团”也就无形中自动消失了。“中华青年除奸团”虽然存在很短，人员极少，但却成功地组织了对唐有壬、杨永泰的暗杀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当时国内尤其是党上层人物中弥漫着的亲日、恐日情绪。

不过还是那句话，军虽然体制属于赤化，但姜瑞元还是有着精明的头脑，并且懂得如何谋划时局，并非一味对日软弱。

货币改革这件事秘而不宣，主要还是为了避免过于激怒日本，哪知传到下面，就被红门的宣传部门说成对日妥协，甚至是投降主义。

唐有壬与杨永泰之死，实是悲剧，其中以杨永泰的死影响最为恶劣，直接动摇了中央政权的根基。

在中国国内，像陈有光这类狂热到丧失理智的人，定然不是少数。尤其与姜瑞元大力推行党国特务制度有关，还有发范围的思想洗脑，也是造成这类事件频频发生的根本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说来，姜瑞元也算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看完了报告中的内容，钟泱久久不言，周华恭候在身侧，同样也是一语不发。两个人的内心，都是心思流转，这样不可控的因素，必须消弭干净，否则不哪天，华联的官员也会遭到同样的待遇。

对于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秩序和稳定，并且要构建在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上。如果遇到问题就诉诸武力，以主义为口号喊打喊杀，这都是野蛮的行径，不是一个真正的国人所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