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四章 南京！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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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将近二十万冤魂在痛苦中凄厉地哀嚎着，残垣败瓦间，随地可见中国军民的尸首。这场惨烈的大屠杀还是发生了，中日两国也最终结下了永世不可化解的仇恨，这是屈辱与愤怒的种子。

在未来的两百年里，主宰着整个亚太区的动荡与杀戮。

溃败的军队和麻木的乱民，被全部残忍的杀死，还没来得及带走的财富与物资，全都被日军收缴。

南京保卫战是一次遭到惨重损失并且非常失败的战役，其教训是深刻的。

首先南京保卫战在战略上完全没有必要，这时中国军的大部分将领也反对死守南京。死守南京的计划是唐生智打出爱国主义旗号的“极左”路线的产物，而与此同时，唐生智此人也是说得出做不到的软蛋。

保卫南京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赢战争，而仅仅是为了保卫和塑造“爱国者”的面子。更为可怕的是一旦有人提出这样“极左”的爱国口号，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出来阻止，因为大家都怕承担卖国或汉歼的罪名。

身为一军主帅的姜瑞元之所以不肯不战而放弃南京也是害怕承担“卖国”的罪名。但以几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来塑造“爱国”的形象，实在是太过残酷的交易。

然而令人震惊的还是党官僚的腐败程度

唐生智在公共场合上信誓旦旦的宣布要与南京共存亡，并销毁一切船只，断绝了南京军民的所有退路。

但暗地里却为他准备了逃跑用的船只，并在关键的时候带头逃跑。对于唐生智的撤退命令，外界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唐生智下的撤退命令，另一种说法是姜瑞元向唐生智发出“若不能坚持可以撤退”的命令。但不管说，唐生智都付有无法逃避的责任。

军队司令在下达撤退命令时，一定要说明向哪个方向撤退、以方式撤退、谁先退谁后退、谁来断后掩护，这是司令官的起码责任。

绝不能说一声“撤退”，就扔下军队不管首先逃跑。如果唐生智能够少贪生怕死一些，指挥南京的军队有组织地撤退，绝不会死那么多人。抗日战争中，象唐生智这样口头上最英勇无畏，实际上最贪生怕死的腐败官僚，绝对不是少数。

这一场悲剧，本不应该发生，但可惜这是宿命的交集，中国和日本，都不约而同的在这件事情上犯下了严重的决策误。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姜瑞元决定在上海开辟新的战场，使中日战争成为全面持久的战争来拖垮日本。

1937年8月11日，姜瑞元将他最精锐的、由德国将军亲自训练的全德式装备的三个师：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投入上海，主动向在上海租界的日军进攻，使中日战争变成了真正的全面战争。

随后姜瑞元向上海投入了70万大军，迫使日本向上海派出了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的20万人的上海派遣军来与中国军队抗衡。

上海战役中日军的伤亡多达5万余人，中国军队的伤亡也多达27万余人。为了打开上海战线的胶着局面，日军又派出以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的10万人的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夹击中国军队。

1937年11月5日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使中国军队面临背腹受敌的局面而被迫撤退。1937年11月9日，上海失陷。

上海陷落后，距离上海300多公里的首都南京直接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上海失陷两天后的，姜瑞元召集各路将领商讨保卫南京的问题。

在该会议上，何应钦、李济深、白崇禧等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放弃南京。因为上海和南京之间一路都是平原，无险可守。

而且中国军部队的主力在上海战役中死伤消耗甚大，战斗力的恢复需要相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对日作战战略是持久战，并不在于争夺个别城池的得失。姜瑞元的德国军事顾问也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可是这时唐生智却站出来激昂地说南京不仅是我国的首都，而且是国父之陵所在地。如果我们不战就放弃南京，对得起国父的在天之灵？如果没有人愿意守卫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

唐生智本是湖南军阀，在曾二次参加倒姜运动。到1937年，唐生智在政府中已仅仅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名誉官员。这次唐生智出来主动请战，也是出于一种企图恢复军权的功名心。

唐生智这样激昂的爱国主义发言和决心，使其它将领都失去了反驳的勇气。姜瑞元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城防司令，负责南京保卫战。

从内心来讲，姜瑞元也是主张放弃南京的，因为即使日军占领南京，在战略上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但由于918事变以来，姜瑞元一直被贴上不抵抗的“恐日病”标签，他害怕下令不战而放弃南京，又会被社会舆论和他的政敌指责为投降和卖国。所以其希望在南京进行一下象征性的短期抵抗，以应付社会舆论。

但唐生智的充满爱国激情的死守南京建议，在道义上尽占上风，使姜瑞元最终不得不同意唐生智的死守南京作战计划。死守南京的作战计划造成了后来南京军民的重大伤亡，是南京大屠杀的契机。

与政府不愿防守南京的目的一样，这时的日本政府同样没有发动进攻南京的计划，日本政府和军部本来准备让在经历了3个月艰苦作战和巨大损失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