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七十一章：伴君如伴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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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阶之下，杨杰听闻天子的问话，额头上忍不住渗出一丝汗水。

虽然说在进宫之前，他便已经料到如今的场景，虽然说，他在很早之前，就曾经想过自己站在殿上奏对的场景。

但是，真正在此时此刻，立于殿上时，他心中还是紧张无比。

要知道，在他面前坐着的，可是整个大明至高无上，手掌生杀大权的皇帝陛下。

更不要提，杨杰心中早就清楚，这位天子虽然年轻，但是，心机谋略却非常人可比。

在这样的人面前说话，说自己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所幸的是，这份奏疏递上去的时候，杨杰就预料到，天子必然会亲自鞠问，哪怕不是找他，至少也是找他父亲。

因此，对于殿上应该奏对的内容，他也早有准备。

轻轻吐了口气，缓解了一下心中的紧张之意，杨杰道。

“回陛下，此奏乃家父所上，不过，家父年迈，此奏确为草民代书，个中言辞，家父也曾对草民略有谈论。”

承认肯定是不能承认的。

事实上，在听到这句问话的同时，杨杰忽然便反应过来，为何初进殿时，天子对他的那一番“寒暄”。

那并不是简单的随意发问，而是隐隐有敲打之意。

外间的确称杨杰为昌平侯世子，事实上，这么说也没有错，毕竟，作为杨洪的嫡子，他以后注定是要承继昌平侯的爵位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世子一词，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有专用的语境的，它其实也属于一种特殊的爵位。

按照朝廷典制，只有经过朝廷册封的亲王继承人，才可以称为“世子”。

这是一個专属称谓，其他的人，哪怕是郡王之子，也不可用，更遑论他区区一个侯爵之子。

往大了说，这是僭越礼制！

当然，礼制是礼制，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大家都随意的多，别说是侯爵府了，就是一个普通的伯爵府，外人见了，也会称一声世子爷，更不要提其他的郡王府，国公府和侯爵府了。

花花轿子众人抬而已，不算什么，就连天子刚刚，也并没有在此事上训斥什么。

但是，若将这两句话合起来看，杨杰就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几分了。

说白了，“世子”一称，乃是底下人相互抬举，叫着好听罢了，并不代表实质意义。

换句话说，天子这话，其实是在提醒杨杰，朝堂之上，天子面前，他勋戚子弟的身份，实际上什么都不算。

细论起来，昌平侯府的嫡子，在朝廷当中，和普通的平头百姓无异。

既是如此，那么后头的这句问话，就带着坑了。

杨洪是朝廷赐封的昌平侯，自有上奏之权，但是，杨杰不过一介白身，何敢代父上奏，如此言辞激烈的议论朝政？

因此，承认是不能承认的，但是，否认也不行。

天子将他父子一同召进宫来，却只将他叫进殿中，明显是已经看出了什么，他若是坚辞否认，且先不说是不是欺君，单是驳了天子的面子，便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因此，杨杰到最后，只能选择相对稳妥的说法，半认半不认。

奏疏是他代笔，所以，他知道具体的内容，杨洪曾经跟他谈论，所以，他对其中内容有自己看法，也属正常。

如此一来，既能回答天子后续的问题，又规避了僭越礼制的罪名。

这番应对，朱祁钰自然看在眼中，事实上，自杨杰进殿之后，他也的确有意给个下马威，看看这少年的心性。

如今的这番表现，应该说，勉强合格吧！

于是，朱祁钰轻轻点了点头，道。

“倒是个少年英才，坐吧！”

“谢陛下。”

有内侍上前，将准备好的墩子搬了上来，杨杰再施一礼，虚虚半坐，心中这才稍稍舒了半口气。

同时，心中原本若有若无的那一丝骄矜，也随之荡然无存。

民间所谓伴君如伴虎，但是，不真的立于御前，是没有办法感受到，这种来自于巍巍皇权的强大压迫的。

殿前奏对，一念生，一念死，不论是何等英才，若心中不能长存敬畏恭谨之心，行差踏错一时，便是倾覆之祸。

“这奏疏既是你替父所上，那朕便也不召你父询问了，你来答话便是。”

杨杰说话时小心谨慎，但是朱祁钰却没有这个顾忌，直接便点出这奏疏乃是杨杰替父所上。

随后，朱祁钰微微眯了眯眼睛，看着底下的杨杰，开口道。

“杨杰，鹞儿岭一战，你怎么看？”

这又是一重考验。

这份奏疏当中，起手便是叙述对鹞儿岭一战的看法，既已写明，按理来说，天子无需再问。

但是，天子依旧问了，杨杰刚刚放下的心，不由又提了起来，一时有些拿捏不准，这话的用意，到底是对奏疏内容不满，还是希望他坚定态度。

迟疑片刻，杨杰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他平素虽有自矜，但是，却也不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早在入宫之前，杨洪便反复嘱咐他，在御前要恭谨诚然。

如今既然摸不清楚天子的用意是什么，那么说实话，应当是最好的选择。

因此，略一沉吟，杨杰便道。

“回陛下，既在战场之上，胜负自当由主将领之，这本无可非议，就此而言，鹞儿岭一战大败，先成国公朱勇，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理当受罚！”

“但是，陛下，恕草民直言，朝廷之上曲直是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于朝堂是否有益！”

“何况，臣父奏疏当中已然写明，鹞儿岭一战，成因复杂，并不单单是朱勇一人之责。”

既然是打仗，那么打败了，自然首先要追究的是领兵大将之责，这本无可厚非。

事实上，这也是当初土木之役的消息传回京师之后，朝堂上下对于鹞儿岭一战迅速有所定论的原因。

朝堂上不是没有明眼人，他们自然清楚，鹞儿岭一战的过程当中，有种种状况，但是，既然朱勇是领兵将领，那么出了事，就该他负责！

听闻此言，朱祁钰俯了俯身子，却没有就着杨杰的话头问下去，而是颇带着几分刁难的意味问道。

“所以，你觉得公正并不重要？”

这话同样不好答，以至于，杨杰听完之后，额头上都渗出了丝丝的汗水，不过，他到底并非平庸之辈，略一思忖，便道。

“陛下明鉴，草民求学时，曾闻儒法之争，绵延千年，草民不才，略有所得，贸然言之，请陛下恕罪。”

“法家以法治天下，儒家以德安社稷，其所为者，皆以安定天下，保重社稷为目的。”

“然二者所不同者，便在治国之道也。”

“法家以制度，法令为先，商鞅变法之时，曾有一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此不可谓不公正，然秦法严苛，民怨沸腾，以致二世而亡。”

“汉代之秦，首推黄老，后尊儒术，果天下大兴，然至前宋，儒门大兴，文驭于武，却有澶渊之辱，南迁之祸，何者？”

“皆因治国之道，未有万世不易之法，法家求公正，儒家重仁恕，二者皆为煌煌正道，用之适宜，则国家兴盛，用之不宜，则为取祸之道。”

“故以儒法之用，无一定之规，陛下圣明英断，为千古圣君，当取公正乎，取仁恕乎，存乎陛下一心，为社稷故，儒法皆为国之正道，此草民浅见也，请陛下垂训。”

显然，杨杰是打过底稿的，不然的话，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不可能如此清晰条理的说出这番话来。

但是，无论是否有过准备，都不重要。

朱祁钰望着眼前的年轻人，神色有些复杂，片刻之后，他轻叹一声，道。

“说得好，甚合朕心，但是，杨杰，你可明白，你这番话，若非说与朕听，换任何一位天子，必将你当场诛之！”

要知道，儒法之争，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尽管历代帝王，治国之时都不可避免的会引用法家的做法和思想，但是，却没有人会将其宣之于口。

因为，做是一回事，说又是另一回事。

时至今日，儒家思想，早已经是朝堂上的主流思想，而事实证明，儒家的仁恕之道，也的确对治国理政是最有用的。

至少，比纯粹法家的严刑峻法，在维持社稷稳定上，要强得多。

但是杨杰的这番话，却推翻了这种主流的看法。

在他看来，无论儒家法家，讲仁恕还是讲公正，最终的目的，都是以社稷为本。

换而言之，用儒用法，要视情况而定，这种言论，放到朝堂之上，必会被群起而攻之。

要知道，学术之争，从来不比战场上的双方要更加轻松。

不过，对于天子的这番“威胁”，杨杰心中虽然紧张，但是脸上依旧保持着镇定，拱手道。

“正因如今天子乃是陛下，草民才知，陛下乃万事以社稷为重之圣天子，故此，方敢发此肺腑之言，陛下圣明，当知草民之心。”

这番话，算是小小的奉承了一下朱祁钰。

但是，朱祁钰却没有被杨杰这缓和气氛的手段打动，相反的，他依旧认真的望着杨杰，开口道。

“不，你没有听明白朕的意思，你今日的这番话，除了朕之外，换了任何一个人听到，你都难逃死罪！”

杨杰额头上冷汗津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似乎是说错话了，虽然还没想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他也不敢迟疑，立刻跪了下来，道。

“陛下，草民知罪。”

朱祁钰摇了摇头，口气认真却平淡的不容置疑，道。

“不，你不知！”

“治国以仁以德，此圣贤之言，兴盛之道也，朝中衮衮诸公，皆奉之若此，你区区弱冠之年，何敢发此狂悖之言？”

“莫不如，你比诸朝廷诸公，更胜一筹乎？”

这话说的有些重，以至于，杨杰心中一沉，连忙再度叩首道。

“草民不敢！”

又是轻轻叹了口气，朱祁钰道。

“杨杰，朝堂之上，多得是聪明人，诸法不用，自有诸法不用的道理，今日之言，朕不追究，但你切记，出得此门，方才之言，一字不可再提，否则招致祸端，朕定不容情！”

“是，草民谢陛下隆恩！”

杨杰再度叩首，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几分，当然，心中的疑惑依旧未减，只不过，此刻他却也不敢开口再问。

因为，他刚刚能够感受的到，某一瞬间，天子对他是真的动了杀意，但是，这份杀意一展而收，以至于让杨杰差点以为，是自己感觉错了。

有了这番插曲，杨杰不敢再言，但是，朱祁钰却继续道。

“鹞儿岭一战，你所言不无道理，可这份奏疏当中所言，非同小可，你可知这份奏疏若流传出去，你昌平侯府，可算是将朝堂诸臣，得罪了个遍！”

要知道，土木之役的是非，早已经有了定论。

而杨洪的这份奏疏，以鹞儿岭一战为起手，但是实际上，所说的却是土木一战的归因。

当初，朝堂众臣将土木之败，归于权宦作乱，将怯军弱，贻误战机，以致大败。

但是，在这份奏疏当中，杨洪提出了新的看法。

他直接的指出，土木之败，败在军队制度废弛，败在朝堂重文轻武，败在朝廷不修武备。

明里他指责的是三杨对太上皇教导有失，但是实质上，他的矛头直指的是近些年来，朝中打压武将的风气。

这其实很好理解。

以鹞儿岭一战为例，若是在出战之时，朱勇能够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指挥权，那么以他的战略素养，必会稳扎稳打，不会轻敌冒进，以至于有此大败。

退一步说，即便朝廷体制管着，不可能让主将独掌一军，那么，若是监军大臣和宦官，能够有基本的军事素养，且对领兵大将的命令不横加干涉，也不会有此祸端。

这一切的原因，往根子上说，其实本质在于，朝廷武将的地位日趋降低，而武将之所以日渐被文臣打压，究其根本，实际上在于，自三杨主政一来，朝堂上长久弥漫的轻视武将的风气。

永乐，宣德两朝，武力煊赫，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以至于，在三杨看来，大明国威之盛，在军不在将。

说白了，有大明数百万官军在，领兵大将无论是谁，是否有韬略智谋，皆可战而胜之。

这种古怪的自信，导致整个正统时代，既对边事充满着自信，又对边事充满着忽略。

所以三杨在教导朱祁镇时，从不重武略，而更偏文治，所以文臣敢肆无忌惮的打压勋贵武将，所以在土木之役时，满朝上下，都认为朱祁镇虽然胡闹，但是最多就是损失惨重，不至于败。

然而，事实给了他们每一个人，一个狠狠的教训！

所以实际上，杨洪的这份奏疏，鹞儿岭之战，只是个引子，他想要的做的，是给土木之役中的众多将领平反。

甚至于，再往深了一层说，他这是要，给长久以来，被打压的勋贵武将们，处一口气，争一次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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