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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京里。从北京望出去,天下督抚,几乎尽是汉员。
十五个巡抚,轩军赴美之前,只有江苏巡抚是旗人——关卓凡。轩军赴美之后,江苏巡抚由赵景贤署理,天下巡抚,一度全是汉员。曾国藩奉旨督师剿捻,他的两江总督交给李鸿章署理,李鸿章的安徽巡抚腾了出来,由藩台英翰署理,如此一来,十五个巡抚里面,才勉强挤进去一个旗人。
而十个总督,连同“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在内,只有一个两广总督瑞麟是旗人。
这个瑞麟,笔帖式出身,却连字也认不全。他在广东卖缺纳贿,无所不为,唯一没有兴趣的,就是政务。这样一个货色,不止一次几乎就被参倒,全靠了和慈禧太后的特殊渊源,才勉强留在两广总督的位子上。
瑞麟是慈禧的同族,也姓叶赫那拉。当年慈禧姐妹扶灵回京,孤儿寡母,窘迫无依,族里面时常过来照应的,只有这一个瑞麟。为了报答这份援手于微时的情谊,祺祥政变后,慈禧勉力照应,瑞麟的官运愈发亨通,最终爬上两广总督的位子。他帘眷深厚,虽然摇摇欲坠,可就是不掉下来。
换个说法,如果瑞麟没有和慈禧的这一层关系,只怕十个总督,十个汉人。
有清以来两百年,汉人的势力从未壮大到这个地步。
原因自然是洪杨作乱,八旗无能,全靠以湘系为主的一班汉人自筹兵勇。才得以戡平大乱。军兴的时候。朝廷的政策是谁打下的地方交由谁管理;战后。地方政权自然就纷纷落入汉人手中。
这个局面,愈来愈多的旗人不服气。
拿出来说事的,翻来覆去,就是一个关卓凡。
谁说长毛都是汉人打平的?上海是关卓凡保住的;江苏是关卓凡和李鸿章一起打下来的;金陵,轩军的炮弹可是比曾老九先打进城里的!如果不是恭老六维护曾家兄弟,金陵城就是咱们旗人拿下来的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旗人也不会被汉人逼得喘不过气来了!
恭老六和肃顺他妈的一路货色,吃里扒外!
现在。轩军把美国的反叛都打平了,哪一个汉人办得到?
八旗的这份威风,真叫“超祖越宗”了!太宗皇帝最远打到朝鲜,十全老人最远打到尼泊尔,都比不得美利坚隔着一个大洋那么远。怎么好说我们旗人“一蟹不如一蟹”?
这班人,开始公开地要求朝廷重用旗人,贬抑汉人。
慈禧和恭王都非常清醒。关卓凡是一个异数,除了他之外,旗下大爷们,不堪如故。是绝对不可以重用的。比如瑞麟那个位子,换一个旗人去做。一样无能、贪墨,而督抚里总要有个把旗人点缀,一动不如一静,还是瑞麟做好了,倒也不完全因为他是慈禧的私人。
用一个瑞麟,慈禧和恭王已经是捏着鼻子了,架得住再来几个?
欲求不得厌饱,这班人对当国的恭王愈加憎恨,暗地里形成了一股倒恭的潮流。
一个是洋务和保守之间,新旧水火。
洋务派对轩军的胜利,当然欢欣鼓舞,这是不消说的;荒唐的是,不少守旧人士也自以为找到了支持己方立场的依据:中国人既打垮了洋人,可见洋人那一套本不中用,之前道光朝和咸丰朝那两场乱子,不过是洋人一时侥幸罢了。治国平天下,还是得祖宗章法、孔孟大道啊。
洋务派瞠目:轩军用的可是洋枪洋炮!
保守派:洋人的坚船利炮,咱们花点银子也就都有了。其他的奇技淫巧,拿来做什么用?
其时的中国,真正办开洋务的,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北京,一个上海。上海那边,保守派们自然当看不见,集中火力攻击的,是北京这一块。于是,一度被关卓凡献“请他们来试试”之计压下去的反对洋务的风潮,又抬起了头。
北京主持洋务的,是恭王,于是嫉恨汉人的旗人和反对洋务的守旧人士,自然而然,结成反恭的联盟。
另有一种人,专门投靠刚刚崭露头角的新贵,提前预留地步,以求日后的飞黄腾达。为此他们不惜对当道者主动发起攻击,为后起的新贵扫清障碍。这班人中尽有胆大心黑的,遵循的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思路,失败了轻则降级免职,重则充军杀头,但若功成,回报却极其丰厚。
他们眼中,当道者自然是恭王;这新贵嘛,乃是关卓凡。
其实,当时关卓凡还是被视为恭王一系的,但对于这班人来说,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历朝历代,把恩主踩在脚下,借势上位的,不知凡几。
这一班“政坛狙击手”,正暗地里磨拳擦掌,只待轩军回国,就要有所发动。在日后波云诡谲的政争中,他们会有精彩表演,现暂时按下不表。
几路人马,共同的目标,是恭王;共同的“倚靠”,是关卓凡。
还有最后一路,异曲同工,也是“倚关攻恭”。
几路之中,以这最后一路能量最大。但这一路说到人数,究竟起来,却只有一人。
这个人就是慈禧。
对待旗人和洋务的态度上,慈禧和恭王是完全一致的。
但对待权力的态度上,可就不一样了。
慈禧的地位非常微妙。名义上,最高的决策权在慈安手里;而实际的办事权,全部掌握在恭王的手里。就是说,慈禧如果想做成一件事情,第一,要慈安支持;第二,要恭王服从。二者缺一不可。
慈安是很少不支持她的,这一层问题不大;但恭王可就不是完全服从了。
叔嫂二人如果生出不同意见,最终又不能达致统一,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慈禧迁就恭王,这种情形并不算少。
一种是慈禧坚持,恭王只好遵命。
但“遵命”绝不代表慈禧的意志就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军机都是恭王的人,六部也都看恭王的脸色,一件事情,如果恭王心里不想办,就算朝堂上口头上答应了下来,也总有各种办法,在执行的过程中消灭它于无形。
除非“慈颜大怒”。但太后是不可以和议政王轻易发脾气的。
包括在一些看似很小的事情上,慈禧其实也做不得主。
有一次,安德海拿了一张单子,去向内务府要东西。这张单子,安德海自作主张,比“常例”添了一些东西。不过,这个“常例”是在平洪杨的时候定的,当时钱得花在军兴上,宫里的开销压缩得很厉害。
安德海想,仗既然打完了,“太后以天下养”,多要一点东西不算过分。慈禧被他几句好话一说,也觉得有道理,既然他自夸一定有本事要的回来,就由得他了。
内务府的司官为难,向内务府大臣明善请示。明善指示:只要不需动用现银,库里有的,尽可以拨给他。
未曾想,这个时候兼领“管理内务府银库”的恭王来了,一问端详,大为恼火:“拿‘则例’来!”
所谓“则例”,就是“常例”的书面记录。恭王拿着单子,一条条对照,多出来的,通通划掉。
处置完毕,临走前还对明善扔下一句话:“告诉小安子,他再这么浑水摸鱼,挑事逗非,当心他的脖子上的吃饭家伙!”
这句话,明善当然不会转告安德海,也没有任何必要了:因为恭王的声音很大,坐在屋子外的安德海听得清清楚楚。
恭王依据“则例”的做法当然是正路,但言语动作之间太不给人面子,安德海固然又怕又恨,回去偷偷哭了一整天,慈禧心里也很不是味儿。
慈禧痛感:没有自己的班底。
(未完待续。。)≈lt;/dd≈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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