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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如此,这个“门包”不能不给;给吧,大家伙儿比着,还不能少给。不少官员到恭王府办事,办的是公事,自家衙门也没有报销“门包”的花费的预算,办公事掏自己的腰包,实在叫人想不大通。
因此,恭王府的“门包”,中下级官员中早已啧有烦言,只是恭王自己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
小数怕长计,蔡寿祺算了一笔账,每天到恭王府“投书、办事、问访”的,“少则数十,多则盈百”,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三年下来,“一人贿银二十两计,合凡百万之数,实骇人耳目!”
这个数字确实吓了两宫皇太后一跳。
这些银子都是光天化日下收的;私下底收的,不知道还有多少呢?
蔡寿祺写道,“或云恭王府开支浩繁,不得已而为之”,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里了呢?如果都花在迎来送往、资助贫困的官员、赏赐传旨的太监等等上面,“尚有可宥之处”。实情如何呢?
蔡寿祺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恭王在后湖旁的小凤翔胡同修了别邸,叫做“鉴园”。
这个园子的建筑极尽巧思,第二进院落开始,费工无数,将地基人为垫高,每一进院落的地基都高于前一进院落的地基,造成层层“高第”的效果,最后一进院落的房屋已高过了后墙。
室内全以楠木装修,间隔以花罩和栏杆罩。主人的卧室里边,一张落地罩木大床上。镶着一面与墙同大的玻璃镜。由于楼基垫高。因此不但鉴园。园子边上的后海,湖光山色,也尽入镜中。
“鉴园”之名,即由此而来。
第二件事情,是恭王府厨下的鱼翅如何“讲究”。
恭王府的厨子发鱼翅,干翅不用水泡,用网油包扎上笼,蒸透发开。然后配以许多只的肥鸡、两三年的“陈腿”,花几天的功夫,煨成一盅。
总之,“穷奢极欲”。
这两件事情的细节是关卓凡提供的。
鉴园名声在外,可里面到底如何,蔡寿祺怎会知道?关卓凡却是知道的,因为他在原时空的时候进去逛过。
至于恭王府的鱼翅吗,当然是历史书上看来的啦。
这两件事情对两宫皇太后的刺激,甚至超过了那个“百万之数”。
因为宫里面包括热河的行宫,都没有这么一面镜子;上方玉食无数。她们却从来没有吃过做得这么讲究的一味鱼翅。
慈禧想起了一件事。恭亲王原是“赏食双亲王俸”的,但恭王一力辞了。本以为他“谦逊”。其实一年一万两银子,哪里放在人家眼里啊;辞了,还落个好名声。
讲完“贪墨”讲“骄盈”,这方面,恭王的辫子就太多了,随抓随有。
什么截住太后的话头,抢先说话啦;什么高声抗辩啦;什么故意装听不见太后的说话沉默不语啦;什么传召的时候,太监还没报完名,里面还没下“进来吧”的旨意,就掀开帘子进屋啦。
句句打进慈禧的心坎里。
甚至“擅用御茶”也在其中。
慈安深为骇异:“连这种事情外面都知道了?”
慈禧冷笑着说道:“天底下哪有不透风的墙?老六的尾巴翘那么高,打量谁看不见呢?”
呃,“这种事情”,是躺在毅勇忠诚贝子府内院西厢房的大床上,蜷在关贝子宽阔的怀抱中,“透”出去的。
恭王这些“骄盈”的事迹,大多众目睽睽,是无可分辨的,任何一桩,都算“无人臣礼”,上纲上线的话,都是“大不敬”。
由“骄盈”而“揽权”。
恭王意气风发,勇于任事,这方面的事例就更多了。
军机处是国家行政中枢,但这个“中枢”仅是“事实上”的;仪制上,军机处“只供传述缮撰,不能稍有赞画于期间”,就是说,军机处本质上是皇帝的一个秘书机构,所有的决定都得请旨,得到皇帝的允准,以上谕的名义颁行,自己是不能独自做任何决定的。
实际当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许多没那么重大的事情,恭王和下面打个招呼就办了,并没有经过两宫皇太后的这一道程序。
所以,这些事,既算“揽权”,也算“擅权”,因此也算“骄盈”。
慈禧说道:“姐姐你看,老六背着咱们姐俩,做了多少事情!还有,你瞅瞅,有哪个衙门他不插手的吗?”
慈安叹了一口气,默然。
至于“徇私”,只要一个新任命的官员和恭王之前过从较密,都可以归拢进来,所以事例也很多。但这一点蔡寿祺倒没有大加发挥,匆匆数语,点到即止。
因为关卓凡的目标仅是恭王一人,暂时并不想扩大打击面。
本来蔡寿祺还想加上“结党”的。
“结党”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打击政敌的标准套路,其效用仅次于“谋反”,因为这是最触君主忌讳的。大臣“结党”,有了“党援”,就有了和皇帝抗争的资本,就有了“腐蚀大多数”的可能性,就有可能“乱政”,“篡权”,甚至“谋反”。
但关卓凡没有同意,原因还是前面那个,他暂时不想扩大打击面。非但如此,还要争取建立“统一战线”。
反正恭王的把柄已经够多了。
关卓凡现在朝廷里边还没有自己的班底。一个是活总要有人干,一个好汉还三个帮,自己没有三头六臂,许多事情还得依靠旧人去办。一个是如果打击面过宽,会引起过于强烈的反弹,自己刚刚上位,根基未稳,容易立不住脚;就算真能站牢了,也会牵扯过多的精力,毕竟,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是展开建设。
毕竟,还没到大开杀戒的时候。
如果玩“结党”这种把戏,“恭系”中的核心成员,如文祥、宝鋆、曹毓瑛几个必然会被牵扯进来,而且首当其冲。宝鋆也罢了,反正是关卓凡迟早要清理掉的一个人;但文祥和曹毓瑛两个,关卓凡是要“争取”的。
曹毓瑛不必说,关卓凡有把握他会倒向自己,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智囊;文祥是肯定不会背叛恭王的,但我也没叫你出卖朋友,我是叫你为国家做事。
文祥此人,有担当,有见识,有能力,有操守,是当时旗人中极罕有的贤者。关卓凡以为,如果要“排位”的话,当时的旗人里边,文祥当居首位,甚至超过恭王。
还有非常难得的一点,文祥是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关卓凡对他在原时空上的《密陈大计疏》印象深刻。
其中一段:“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知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
文祥也承认,“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事有难行”,但是,“义可采取”。
那是原时空光绪元年的事情,即1875年,距今不过十年。
关卓凡的印象中,这是中国的最高层领导,第一次议论议会民主制度,并给予正面评价,认为“义可采取”。
很难得了。
还有,文祥和关卓凡的这个“本身”一样,都姓瓜尔佳氏,咱们哥俩才是自己人啊。
这个人,还是要想办法拢在袖中。
蔡寿祺开始收尾,他写道:“夫用舍者朝廷之大权,总宜名实相符,毋令是非颠倒。不然名器不贵,纪纲何由而振?朝廷何由而尊?臣不避嫌怨,不畏诛殛,冒死直言,伏乞皇太后皇上敕下群臣会议恭亲王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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