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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赞成也得赞成,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有人甚至想过“师祺祥故智”,以不合祖制为由,废罢垂帘,“请两宫皇太后退居后宫颐养”但略一深想,就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祺祥政变能够成功,三个原因最为关键。
一个是肃顺在朝中其实孤立无援,他用汉人,得罪旗人和宗室;他跋扈,朝中大佬,不论满汉,得罪个遍;他的奥援其实在地方督抚,但天长水远,缓急难恃。何况那班湘军将领,只要新政府能够保证自己的利益,又何苦为了肃顺和朝廷作对?
一个是恭王勾上两宫,掌握了大义名分,以上凌下,理直气壮;现在“仿祺祥故智”,就是倒转过来,就是乱臣贼子。
一个是好歹掌握了两支兵力,胜保的一支间接发挥了作用,关卓凡的一支直接发挥了作用。
现在呢?
现在的恭王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肃顺当年的角色。他杀掉了肃顺,但肃顺“泯灭满汉之别”的政策全盘继承下来,重用汉人,裁抑旗人,早就被旗人和宗室视为又一个肃顺。
肃顺跋扈,恭王对两个嫂子也不够礼貌,但他和文武百官打交道时,却是一派贤王风范,这一点胜过肃顺多多;可他推行洋务,较之肃顺,又多了一大批守旧派的敌人,因此“多退少补”,又和肃顺扯平了。
所以,如果发动政变,根本不会得到足够的支持。
事实上,如果没有两宫皇太后的坚定支持,恭王的许多政策是推行不下去的。如果自砍大树——假设真能把大树砍倒,那也是自除荫庇,继之倒霉的,会是恭王自己。
最重要的是,人家手里有兵,自己手里没兵。
吴建瀛部就驻扎在丰台。实实在在肘腋之间。文祥、宝鋆、曹毓瑛都见过吴部,留有极深刻的印象,共识是:什么丰台大营、西山锐健营、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再加上步军统领衙门,绑在一块儿,也不是人家这一支兵的对手。
何况,这一堆“京营”,并不会都听自己的话。
何况,轩军的大军,就驻扎在天津呢!
想到人家大乱未平。就早早地在北京城下放了一支兵;大乱刚平。大军就北上天津。就像一小一大两把钳子,把整个北京钳得死死的——原来是等在这儿呢!
国手布局,令人生畏。
恭王还是有本钱的。
他的本钱,一个是两个兄弟。一个惇王,一个醇王。惇、醇宣宗亲子,宗室之中最重要的成员,都会为他说话,说话都有该有的分量。惇王是他刚刚结成的盟友,醇王这个弟弟他从小看到大,感情最笃,不会也不能不为他说话。
一个是恭王秉国三年,亲手提拔了一大批中高级官员。他们大多还是很感激恭王的知遇的,这些人,不会都闭上嘴巴。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曾国藩等地方督抚。恭王继承肃顺的政策,大力支持曾国藩等汉官。终于克竞大功。这班人,对恭王是很有好感的。他们如果向朝廷要求恭王复出,作用比宗室还要大。
曹毓瑛的建议,叫恭王容颜惨淡,文祥、宝鋆、曹毓瑛三个看了,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良久良久,恭王苦笑着说道:“你们何苦逼我如此?这个王爵,我不要了就是。难道以宣宗皇六子的身份,我还过不得下半世么?”
文、宝、曹都极为不安。文祥说道:“六爷,你万不可如此!自古成大事者,哪一个不受艰难困苦挫折的?朝廷和国家,都离不得六爷!”
宝鋆接上:“我们几个,也离不得六爷!”
这句话着实情重,恭王大为感动,不由就红了眼圈。
事实上,这也是句大实话。恭王的一进一退,不知牵扯着多少人的前途?不为他自己考虑,也得为跟随他的那些人考虑。
现实压倒了骄傲,恭王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计划。
这一招出乎慈禧和关卓凡的预料,慈禧有一拳打空的感觉,颇不得劲。
她本来已经憋足了劲儿,连“后手”都准备好了——提前写好了黜置恭王的谕旨。这是防备万一倭仁办不下这个差使,就不管“会议”结果如何,直接通过内阁,明发上谕。
倭仁是一定会仰承上意办事的,但参加“会议”的可不止他一人,有恭王一脉的,有两面讨好谁也不肯得罪的,倭仁不是没有寡不敌众的可能。
好,现在“会议”也不用了。
这一道谕旨是圣母皇太后生平第一次“做大文章”,花了她好大的力气,如果颁不出去,“心血”就白费了,实在别扭!
想一想还是太便宜了恭王,不能尽如你们所愿——上谕照发!
慈禧这么做并不是真为了“出版自己的作品”,而是因为,同样是“退居藩邸”,一种是恭王自劾,然后两宫“准予所请”;一种是明发上谕,斥责黜退。两者意味大不相同,后者对恭王的打击要大得多。
第二天召见内阁,颁下上谕: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
“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及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政?
“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
“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说句实话,单就遣词用句而言,如果这真是“作文”,非被老师打个大大的“红叉”不可。
关卓凡曾经想过,要不要找人代她写这个上谕——不好意思,关贝子的古文功底也是不够瞧的。但终究作罢。此事太过机密,除了两位御姐和他自己,几乎不可入于第三人之耳——包括始作俑者蔡寿祺。
他转念一想,其实这样更好,因为一眼就能看出乃是出自女主亲手,反倒增加了震慑的力量。
他的判断是对的,这篇上谕念出来后,内阁诸臣,无不凛然,没有谁对私塾蒙童水准的文字发笑,女主“宸衷独断”的权威树立起来了。
倭仁请旨:“恭亲王既退居藩邸,其差使甚多,不可废弛,请两宫皇太后派员接办。”
慈禧沉吟道:“关卓凡去了上海,总要一段日子才能回来,军机上文祥他们几个人手确实不够,这样吧,叫许庚身进军机!”
一连两道谕旨下发,朝野震动。
恭王终获严遣,而且,人家已经“躺倒挨捶”了,还是不放过!
女主雷霆之威,惊心动魄。所有的人,都在心里边“矮了一矮”。
许庚身进军机,也引起了很大的议论。因为,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许庚身的资历,比之现在的几位机枢,实在太浅;还有,他是“恭系”,去一恭而入一恭,什么意思?
但许庚身的入直军机,让汉官、特别是南方籍的汉官,不论朝廷的还是地方的,都极其振奋。
军机大臣的人数,并无定额,但一般来说,应该至少有两位汉人,一位北方人,一位南方人。但事实上,这条“潜规则”并非总是得到认真执行的,许多时候,军机上只有一位汉人,以为点缀。
比如恭王当国三年,军机上的汉官就一位曹毓瑛,曹毓瑛还是恭王的亲信,恭王还是以重用汉官著名的。
还有,不管一位汉员还是两位汉员,大多是北方人,南方人是极少的。
这条根子在于,旗人的亲贵对南方汉人,有着根深蒂固的轻视和不信任。
而许庚身不但是汉人,还是杭州人,地地道道的“南人”。
这个任命,汉官们群情振奋,纷纷表示“两宫圣明”;旗人虽然失望,却也说不出什么,因为这是符合“仪制”的。
两宫并没有指明谁负责“领班军机处”,但这是不言自明的,虚席以待远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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