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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人,放在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其实就是“公使”了,可是,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不是正常的国与国关系,是宗主和藩属的关系,目下的“宗藩”体制之下,中国没有在“藩服”派驻使者一说,如果真这么做了,必然会引起相关国家——法国、越南以及其他“藩服”的重大疑虑。
可是,这个人,又必须有“官身”——而不仅仅是“官方背景”,不然,就算越南的总督、巡抚肯见你,越南的国王,也不可能见你啊。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还有,这个人,最好是读书人。
越南和中国一样,以儒教立国,掌国大臣,多是读书人出身;目下在位的国王,在儒学上,也有非常好的造诣,读书人更容易得到越南君臣的尊重,彼此交通,往来唱和,雍容揖让,也更加顺畅自如。
还有,如果不是读书人,也很难做到“对越南的来龙去脉、越南和中国的关系,都有全面、清晰、深入的了解”。
可是,此人又绝不能是读死书的。
这不消说了,此人在越南,是要和上上下下、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要察言观色,识人于微,必要的时候,折冲樽俎;同时,还要扮演一个大间谍的角色——读死书的人,如何做得来这样的一份差使?
就算上面的条件都满足了,也不一定就能够成行——人家不一定愿意去越南呀!
越南是什么地方?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那是“荒蛮极边”之地,气候溽热,瘴气弥漫,毒虫横行,我若去了,可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呀!
这就不是单靠官位和银子就能够解决的事情了。
事实上,应募之人,若真的只是为了官位和银子,“富贵险中求”,品性大多不会可靠到哪里去,实在也不是办理这种敏感复杂的重大特殊外交事务的合适人选。
就是说,关卓凡必须找到一个既有冒险精神、又有献身精神的人。
这个人,还真得往张骞和班超的路子上走,才算靠谱呢。
这个人,关卓凡名之为“越南采访使”。
这个头衔,看似低调,其实大有深意,内里有何乾坤,容后再表。
当然,这个头衔,是不公开的。
因为“越南采访使”的任务的高度敏感性,寻找其人选,也是在低调甚至保密的情形下进行的,军机处内,由关卓凡和曹毓瑛两人专责,其余的大军机不予其事。
曹毓瑛左寻右觅,皆无合适人选,正在彷徨无计,关卓凡说,“有一位唐维卿,籍隶广西,年纪很轻,刚刚点了庶吉士,琢如,你去打听一下,看一看他合不合适……嗯,还有,愿不愿意做这个‘越南采访使’?”
曹毓瑛微微一愕,“籍隶广西”、“年纪很轻”、“庶吉士”——自然是合适的,可是,他能愿意吗?
进士是读书人中的读书人,庶吉士则是进士中的佼佼者,“越南采访使”的“读书人”的条件,满足的不能再满足了。
天朝的庶吉士,对于越南的读书人来说,基本上就是“士林宗镜”般的存在呀。
而且,最妙的是,庶吉士这个身份,还同时解决了“官身”这个难题——庶吉士是理所当然的“官身”,却又不是实职,常驻越南,就算有人心中嘀咕,也应该不至于产生太过丰富的联想。
可是,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唐景崧愿意充任这个“越南采访使”吗?
曹毓瑛没有贸然去接触唐景崧,先从侧面做了一番了解。
咦,似乎还真有戏呢!
这个唐维卿,刚刚点了庶吉士,就在翰林院发表了一番颇引起了一点儿波澜的言论。
有一次,几个庶吉士,包括唐景崧,酒酣之余,谈起了“散馆”之后的去处。
有人说,自然是留在翰林院,授检讨、授编修,这个,清华贵重啊。
有人说,留在翰林院,“清华”固然“清华”了,“贵重”可就不见得了,混得不好,是要借贷度日的,年下债主登门催索的滋味,可不好受!所以,还是到六部去,当然,要挑个好些的衙门——或者吏部,或者户部,反正,不能去工部。
轮到唐景崧了“自述其志”了,他说道:
“翰林院我是不爱呆的,清华也好,贵重也罢,不过皓首穷经而已!人生于世,当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光耀门楣!一辈子埋在故纸堆里,有什么意思?何况,眼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在都是建功立业的机会!如果再有大的征伐,譬如跨海赴美平叛,我愿意投身幕中,甚至,亲冒箭矢!”
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不就是有戏么?
还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关贝勒的口头禅,可是,翰林们大多都是卫道之士,极少会这么鹦鹉学舌的。
嗯,确实有戏!
曹毓瑛找到了唐景崧,委婉的讲了“越南采访使”的事情。
唐景崧瞪大了眼睛,“这不就是大清的班定远么?”
“嗯……不错!”
唐景崧激动了:“景崧若有幸步武先贤,为国为民,断不敢惜身!”
说到这儿,一揖到地,“恳请琢公成全!”
嘿,一拍即合啊。
曹毓瑛虽然想到了“有戏”,可没有想到顺利如斯,他不由困惑:关贝勒怎么会知道唐维卿其人?他看人,怎么就介么准涅?
真正是不可思议!
不过,常驻越南,除了庶吉士之外,唐景崧还需要更多的身份和籍口。
朝廷下了一道旨意,“着唐景崧往云贵总督刘长佑处以六品卿衔听用”,就是说,在名义上,唐景崧入了刘长佑的幕了。
庶吉士做疆臣的幕宾,是比较少见的,这倒不是说庶吉士还在“实习期”,尚未“毕业”,因此不能提前“就业”,而是因为,庶吉士是未来的翰林,身份清华高贵,没有哪个疆臣有资格“屈以笔札之役”——即便曾国藩、刘长佑这种老资格的疆臣,也不行。
可是,架不住人家你情我愿呀。
再者说了,唐维卿肯“屈身服笔札之役”,也是有好处的,没看见人家一出京就“六品卿衔”了么?要知道,即便庶吉士“散馆”——即“毕业”成为正式的翰林,授翰林院检讨,不过从七品;翰林院编修呢,亦不过正七品。
这个……人各有志啊。
彼时的掌院学士倭仁,虽然曾对唐景崧“皓首穷经”、“故纸堆”的高论大大不以为然,但在唐景崧就刘长佑幕的问题上,却特别通融:三年之后,回北京考试就成了,考过了,一样“散馆”,一样是翰林的身份。
对外,唐景崧和刘长佑是一个口径的:唐维卿“熟悉边事”,因此,刘子默“卑辞厚币”,终于说动了他,延入幕中。
哼,“熟悉边事”?唐维卿小年轻一个,怎么就“熟悉边事”了?
呃,等等——
唐维卿是广西灌阳人。
刘子默之“边事”,自然是指“中越之边”——中国和越南接壤的疆域,除了刘子默治下的云南,可就是广西了。
咦,说不定,唐维卿真的……“熟悉边事”?
还有……对了!刘子默的治下,可不止云、贵,他还有个“钦差督办云、黔、桂三省军务大臣”的头衔——广西的政务,归两广总督管;军务,可是归他刘子默管的!
嗯,如此说来,延请唐维卿入幕,也在情理之中啊。
除了关卓凡、曹毓瑛、刘长佑等寥寥数人,没有人晓得,唐景崧出京迄今,一天云南都没有去过,一天刘长佑的幕,都没有真正的“就”过。
唐景崧出京之后,先到天津,在天津乘坐轮船招商局的汽轮,南下广州;然后,在广州换乘法国的“丹枫白露”号海轮,继续南下,终于到达了越南的京城顺化。
唐景崧虽然未至云南履任,手头却有云贵总督衙门的公事——他到达广州的时候,昆明方面的来人,已经带着公事,在广州等着他了。
这份公事,用现在的一句流行歌词来说,就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所谓“清醒”,是说唐景崧的科名和庶吉士的身份,介绍的十分详尽;“醉”呢,是说唐景崧赴越“潇洒走一回”,到底有何公干,公事上始终含糊其辞。
这虽然是一份加盖了云贵总督关防的“公事”,不过,给人的感觉,却是身为宪幕的唐某人,其实是总宪大人的“私人”,来越南,是为总宪大人办理什么私人事务的。
那么,总宪大人到底有什么“私务”要办呢?
嗯,要好好的揣摩、揣摩。
如此一来,唐景崧在越期间,就是一种半遮半露、半公半私的身份,这个身份,不足以拨动绷得紧紧的“宗藩体制”的弦,亦不足以叫有关方面生出强烈的戒心,却足以叫越南君臣对他另眼相待——
不说庶吉士的耀眼光环了,就是为云贵总督办理“私务”这一条,就很有分量了——毕竟,越南和中国之间的大部分事务,向由云贵和两广代理,某种意义上,云贵总督和两广总督,几等同于越南的两位太上皇了。
所以,对待天朝上臣唐大人,可是轻忽不得的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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