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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丝三条”,是“洋丝派”把持的丝业公会,因应形势变化,“公决”了三条重要的章程,并得到了官方的背书,可以准行政法规目之了。
第一条,大幅度提高蚕茧的收购价。
这个收购价提高到这样一个程度:普通人家不缫丝,只养蚕,就有勉强温饱的可能;如果能够进一步扩大生产——无须太大,单门独户变成拥有二、三名雇工的小型作坊即可,则必小康无忧。
若有茧行私自压低蚕茧的收购价,一经查实,处分极其严厉:丝业公会将呈请藩司衙门,吊销该茧行的“部照”。
这一条,除了起到分化、瓦解“土丝派”的“群众基础”——广大养蚕人家的作用之外,对保证缫丝厂的原材料供应,也有重大的意义:缫丝厂巨大的生产能力,使其成了一只永远喂不饱的“食茧兽”,如果养蚕人家都破产了,先不说会不会发生“不忍言之事”,单说这个原材料供应,就无法保证,毕竟,缫丝厂只缫丝,不养蚕。
另外,蚕茧的收购价提高了,缫丝厂支付给茧行的的“水费”也相应提高了,则茧行的整体利润空间增大,一部分中、小丝行,便有可能转入茧行,分一杯羹,这样,也起到了分化、瓦解“土丝派”本身的作用——既多少有了条退路,则对新式缫丝厂的抵抗的力度,就多少会减轻些。
“提高收茧的价格,”曾国藩捻着山羊胡子,微微的眯着倒三角眼,“确乎是德政!不晓得我想的对不对——这一条,似乎……借镜了盐务整顿?”
“涤翁目光如炬!”关卓凡说道,“食盐的收购价如果过低,则‘灶户’交盐不得值,非售私无以为生——这是私盐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任由‘场商’坐地压价,无异逼良为娼!因此,朝廷厘定食盐收购价格,有‘场商’敢坐地压价者,立置重典,绝不宽贷!收茧亦然——这个收购价格,一定要保证养蚕人家能够温饱无虞!”
“灶户”是煮盐的盐民,“场商”是长驻盐场、专门向“灶户”收盐的商人,犹如丝行、茧行之于丝户、茧户。
“我原本想着,”关卓凡继续说道,“全然仿盐务例,蚕茧的收购价,亦由朝廷出面厘定;后来一想,丝业毕竟不同盐务,盐务向例是官卖,丝业却向例是民营,还是由丝业公会自己来张这个嘴比较好些——呈上来的禀帖,官府照准就是了。”
曾国藩点了点头,“王爷思虑周祥。”
心想,我猜的不错,胡光墉的那些花样,果然是出自你的授意。
不过,也难得你坦然相告。
“还有,”关卓凡说道,“缫丝厂设立之后,丝的产量必定大增,对蚕茧的需求也必定大增,养蚕人家,原先做一份生意的,现在可以做两份生意了,缫丝上的损失,大半可以弥补回来——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嘛!”
“诚如王爷所言,”曾国藩说道,“蛋糕做大了,大伙儿分到手里的,就都多了。”
轩亲王“蛋糕”之譬喻,在如今的官场上,已经是个非常流行的说法了。
关卓凡微微一笑,说道:“是,所以,我亦以涤翁之言为然——有了提高蚕茧收购价这一条,短痛虽然难免,不过,应该痛极有限——‘将有不忍言之事’,确实是危言耸听了。”
虽然是“短痛”,虽然说“痛极有限”,但“短痛”也是痛,“痛极有限”,也还是痛的。
蚕茧收购价格上提的幅度,是“适度”的:上文说过了,普通人家不缫丝,只养蚕,便有“勉强温饱的可能”。
这个“勉强温饱的可能”的另一面,便是“依然存在破产的可能”——养蚕的技术不过硬,对蚕宝宝的照料稍有疏忽,天时不好、销路不畅,乃至于单纯的运气不佳,都有导致破产的可能。
蚕茧收购价格上提,之所以定在这样一个“适度”的幅度,一个是缫丝厂要保证自己的利润率——这个是可以摆到台面上的;另一个则不能摆到台面上:不能把所有的养蚕人家都喂饱了——没有人破产,哪个进工厂做工人呢?
而且,这个工人,是女工,不是男工。
“丝三条”的第二条:原养蚕人家进缫丝厂做工,“优先取录”;并且,公议了“最低薪金”,呈报藩司衙门备案。
这个“最低薪金”,仿佛蚕茧收购价格上提的幅度,都是“适度”的:供受薪人“勉强温饱”。
不过,做满一年,薪金便定规上调,则接下来一年的收入,通扯计算,不比原先在家里养蚕、缫丝少多少了。
如果母女姐妹同在工厂做工,一家子的收入,是要超过原先在家养蚕、缫丝的。
在工厂做工,是很辛苦的,“车间”蒸汽弥漫,人人汗透衣衫,不过,这份辛苦,对养蚕人家来说,却不算稀奇。
在自己家里煮茧、缫丝,情形不但仿佛,且犹有过之:屋内高温蒸煮,门窗密不透风,由始至终,没日没夜,犹如一直呆在一个大蒸笼里边。
“蚕季”都在春天,屋外的气温其实并不算高,但屋子里的人,汗如雨下,什么衣服都穿不住的。
如果说有区别,就是在自己家里,关上门窗,母女姐妹之间,可以只着中衣甚至小衣;缫丝厂就不行了,虽然整个“车间”都是女工,但也不能脱了外面的衣服,裸埕相向,因为,东主和工程师是男人,他们总有到“车间”里来的时候。
针对这个问题,丝业公会定规,缫丝厂必须设立足够的“更衣室”,女工下工之后,可在其中抹净身子,换上干爽的衣服,再出厂回家。如此一来,可免观瞻不雅,不致启人邪思,另外,亦无冷风被体、着凉生病之虞。
另外,缫丝厂只用女工,不用男工,且“封闭式管理”,外人不得入内。
至此,“土丝派”便很难再用“男女大防”来做文章了。
江南乡下女儿,本就都做得活计,都和外人打得交道的,本就没有几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男女大防”神马的,本就不如何鲜明。
有了“丝一条”、“丝二条”,虽然痛还是痛,疑虑还是疑虑,但已有不少人觉得,似乎……勉强还可以忍受?
因此,“土丝派”中,虽有最激进者,不止一次,暗中鼓动风潮,甚至谋划打砸“二昌”,但应和者寥寥,始终不曾成事。
打砸“二昌”,先不说会不会在官府那儿吃官司,至少,做丝行的,今后不要想着转行去做茧行了;养蚕、缫丝的,今后也不要想着进工厂做工了——自己把自己的后路给彻底堵死了,殊为不智。
“丝三条”的第三条出来后,“不忍言之事”就更加成不得事了。
胡雪岩牵头,丝业公会成立一个了“丝业基金”,说是“专门照应衣食无着的丝业同仁”;另外,“如有另谋生路者”,可以提供低息贷款。
这个“丝业基金”,规模相当不小,本金为一百五十万两,“洋丝派”的,几乎人人都掏了钱,单是胡雪岩一人,就认捐了二十万两。
想闹事?等到你“衣食无着”了,要不要我们“照应”啊?如果你真在丝业混不下去了,要“另谋生路”了,要不要我们的贷款啊?比钱庄的低息要低一截哟!
但凡有条后路,人就很难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何况,这儿摆着好几条后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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