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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烜视察新宁公司期间,越南人高伯适求见。听闻此名,杨烜颇受震动。

高伯适字周臣,号敏轩,又号菊堂,越南北宁省嘉林县人。他是阮朝重要诗人,汉诗造诣很高,很有杜诗的风采,至今在越南民间很受欢迎。

甚至,在当今的华夏诗词界,亦有不少高伯适的拥鳖。譬如,他在《丐子》中写道:

“丐子立踟踌,饥寒不敢呼。衣牵双笠破,命待一钱苏。徵敛时方急,漂流汝曷辜。不才亦人也,儿女莫挑揄。”

又如他的打油诗《薄晚醉归》,亦颇有诗趣:

“酩酊归来不用扶,一江烟竹正模糊。喃喃自与莲花说,可得红如酒面无。”

不过,如果他仅是一个诗人,自然不值得杨烜注意。历史上,高伯适还曾谋反,举兵反抗阮朝。

高伯适起事前是阮朝文官,诗歌流传很广,在越南民间很有声望。黎维柜曾假托黎皇后裔,发动起义。高伯适欣然前去投奔,被黎维柜封为国师。

黎氏曾统治越南三百余年,黎维柜起义颇具声势,高伯适很得重用,但最终被阮朝扑灭。

阮氏对高伯适相当忌恨,把他列为逆臣第二,见于《大南实录》正编列传二集卷四十六逆臣列传二高伯适传。

越南是儒家文化圈国家。

经过长时间的儒家教育,特别是宋代理学的桎梏,儒家文化圈里的读书人都对儒家忠君教育深信不疑,决不会轻易造反。

到了清朝时,封建制度趋于完善,君臣之防更加严密。读书人起兵造反少之又少,尤其是“体制内”的官员,更不会轻言造反。

晚清时,革命党徐锡麟出身于官宦世家,留学日本后深受安徽巡抚恩铭赏识,被恩铭任命为巡警学堂校长。没想到,徐锡麟却发动学生起义,刺杀恩铭。

事发之后,举国哗然,仇恨徐锡麟者多,同情徐锡麟者少。

在整个晚清,“体制内”官员大多对满清抱有希望,很少会像徐锡麟这样起兵造反。

清朝一样,越南也一样。越南人高伯适在1854年发动起义,更显得惊世骇俗。

他加什么要造反?至今,在越南史学界,这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有人认为,高伯适曾被流放到南洋雅加达,被殖民地蒸蒸日上的气象所震惊。有人说,他是越南北方人,与南方阮朝政权格格不入。有人说,他一向恃才傲物,性格使然。

杨烜猜想,高伯适或许和自己一样,对世界大势有着超前的理解,怀揣着远大的志向。

只不过,高伯适才能有限,号召力一般,才被阮朝所败。

军政府日后必要经营越北,有高伯适作内应,无疑更易得手。

杨烜欣然接见高伯适。

此人时年四十三岁,长得矮小精悍,目光敏锐,脸上隐藏着一股诗人的忧郁。

越南人虽不会说汉语,却以汉字为官方文字,并深受汉文化熏陶。在士绅上层,很多人不仅会写汉字,还会作汉诗,说汉语。

高伯适自幼天资聪颖,交游广泛,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执礼甚是恭谨,虽不跪拜,却一脸虔诚。看得出来,他对杨烜很是景仰。

待杨烜赐座后,高伯适说道:“大元帅,我游历太平府,参观了新宁公司、实务学堂,真是大开眼界。在大元帅治下,百姓安居乐业,工商业蓬勃发展。

“尤其是广设学校,普及教育,更令高某感怀至深。我前日在新宁州,亲眼看到当地成立公学,组织文化扫盲。

“有一次,我路过一个村子,看到黑旗军士兵手持武器,进入村民家中。刚开始,我以为他们要进入村民家中收税。

“紧接着,黑旗军士兵捕捉幼童,把他们带出家门,父母在一旁爱莫能助。我又以为他们要拉壮丁,抓这些幼童当童子兵。

“真正想不到,全都不是!黑旗军士兵捕捉幼童,竟是要逼他们上学。而且,村里的公学竟然还是免费的!学生不仅不用交学费,公学还提供一顿免费午餐!

“敝人早年曾被流放到南洋,在雅加达增长了不少见识。洋人殖民雅加达,在此兴办工厂、学校,虽是蛮夷,亦颇重视文治。

“大元帅兴办公学,普及教育,让天下幼童皆得接受教育。此乃大功德,即便是洋人也办不到。大元帅此举,足以名垂千古矣。”

高伯适说黑旗军士兵进村捕捉幼童,其实并不准确。普及教育是军政府的职能,黑旗军并不负责督促教育。高伯适所说,应该指的是村里的民兵,是军政府基层政权末梢。

普及义务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刚刚得到土地,正想好好种田。幼童也是劳动力,能下田干活,何必去学校上学呢?至于女孩,早晚都是别人家的媳妇,读书更是无用。

军政府为了普及教育,使出了各种手段。父母不让子女上学,一经发现,就要增收一成田赋。除此之外,军政府亦发动民兵、官吏,进入幼童家中,强制父母送子女入学。

世界上最先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是普鲁士王国。普鲁士从众多德意志小邦中异军突起,最终统一了德国,义务教育居功甚伟。

为了提高入学率,普鲁士不惜派出警察,使用刺刀逼迫家长把小孩送入学校。

军政府同样使用了强制手段。

华夏一向重视教育,但教育是一件很昂贵的事。请先生、买笔墨纸砚、参加考试,费用昂贵,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起。

杨烜立志普及义务教育,使出胡萝卜加大棒,成效斐然。他说:

“菊堂兄,中越同文同种,同处儒家文化圈。之前,中国傲立东亚,越南傲立中南半岛。现在洋人来了,满清被英吉利打得一败涂地,越南同样被法兰西国屡屡欺侮。我们应该携手并进,共存共荣。”

高伯适一介书生,听杨烜作此言论,立即血脉贲张,击掌叹道:

“大元帅说得好。我们儒家文化灿烂,只是缺少洋人的奇技淫巧。只要我们两国努力办理洋务,一定可以打败洋人,实现中兴!”

说完之后,他又暗自神伤,说道:“只可惜,华夏国内有大元帅,黑旗军能征善战,军政府朝气蓬勃。而我越南依然暗无天日,主昏臣懦,不知何时才会醒悟。”

高伯适的忧愁并非空穴来风。与华夏一样,越南面临着深刻的内忧外患。

阮朝能够在十八世纪末统一越南,法国人出力甚大。但事后,阮氏并未投桃报李,反而处处防备法国。

当时,法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之后又在拿破仑的带领下四处征战,无暇顾及越南。

到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缓了过来,进入共和政制。拿破仑的侄子当选法国总统,立志在殖民事业上取得更大成就,积极入侵越南。

1847年,阮福时继任越南君主,即为历史上的嗣德帝。阮福时即位时,手上是一副不折不扣的烂摊子,“频年饥荒,民穷为艰”、“民间财力不及前年十分之五六”。

他是老皇帝的次子,群臣不服,甚至在举行登极大典之际,不少官员不肯排班朝拜新君。

越南北方连年堤溃洪灾,导致民不聊生,变乱四起。广西天地会党霸占越北地方,阮朝无力镇压。民间因蝗灾起义,被阮朝蔑称为“蝗贼”。

威胁最大的,当属法国人。长兄阮福洪保未能继承帝位,试图勾结天主教会和法国传教士。阮福时囚禁长兄,迁怒于法国人,从1851年开始下达一连串禁教令,迫害天主教徒,诛杀法国传教士数十人。

法国人正想取越南为殖民地,阮福时的鲁莽举动给法国人提供了绝佳的借口。但法国人正在克里米亚对付俄国人,之后又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直无暇对付越南。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未结束,法国人便迫不及待地联合西班牙,组成法西联军,正式入侵越南。

杨烜意图染指越北,就要笼络高伯适这样的人,抢在法国人之前经营越北。而越北在传统上是前朝黎氏、郑氏、西山阮氏的统治中心,与南方阮氏政权离心离德,存在脱离阮氏的可能性。

想到这,杨烜说道:“菊堂兄何必气馁?满清无能,一再丧权辱国,杨某斗胆起兵造反,果然一呼百应,建成这番事业。

“菊堂兄之才十倍于我,年长于我,见识高于我,在越南的威望远胜于我。如今阮氏失德,越南内忧外患,菊堂兄应当念及天下苍生,兴起义兵,驱除外侮,让百姓食饱穿暖,过上更好的生活。

“倘若菊堂兄胸有大志,杨某愿助一臂之力。”

高伯适深感兴趣,凑过身子,与杨烜密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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