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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局长指出,在对待刘家大院的拆迁问题上,要采取超常规的手段,因为它毕竟身份特殊,挂着文物保护的牌子。会议经过缜密的研究,决定先把生米做成熟饭,趁夜里一鼓作气把刘家大院拆平了,哪怕事后接受点处罚,也要把这个事情搞定。拆迁工作的具体实施交给了城管局,委拆迁办、项管科配合。时间就定在今晚。

所以刘荣老人来到包清泉办公室打听刘家大院是否拆迁,着实让包清泉吃了一惊,还以为她这么快就听到了什么风声。待听了她说的话后,知道她也只是来问问,就哄她说,刘家大院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市的历史遗迹,很珍贵,怎么会拆除呢?不但不拆,市里还准备投入巨资把它修缮一番呢。

刘荣老人一听,非常高兴,说这样我就放心了。包清泉站起来把她往门口赶,说回去吧,该忙啥忙啥,啊?

刘荣老人走到门口,又觉得不踏实,转回身说领导啊,我们刘家是为云湖做出了贡献的,光是我捐给政府的文物,就值很多很多钱呢。包清泉不耐心地挥挥手,说这个大家都知道,你不要多说了,回去吧,啥事没有。

当天夜里,下着小雨,空气潮湿而阴冷。凌晨一点,几十号城管执法人员乘车赶到了刘家大院高高的西院墙外。一会时间,一辆大卡车拉着台挖掘机也到了现场。一点十五分,挖掘机的轰鸣声骤然响起,夜色中,挖掘机怪兽似的挥舞着大臂,几下子就把刘家大院高高的院墙给扒了大窟窿。

东院厢房内的刘荣老人和老伴忧心忡忡,担心祖上的家业毁在自己手里,寝不能安。刘荣老人起床小解,听到西院异常,赶紧过去看,就见西院朝西的院墙已经被推倒了,挖掘机正在推西厢房的屋顶。

老人见此情景,一声嚎叫,扑到了挖掘机前,抱住了挖掘机的大臂。几位城管队员上来把她架开,哄她说,老太太,我们不是来拆迁的,是来整修文物的!

老太太哭着说有你们这样整修的吗,我还没老糊涂呢!说着又扑向挖掘机。老太太身体不好,城管队员们怕出人命,也不敢来硬的,组成个人墙,不让老人靠近,那边挖掘机抓紧作业。老太太看阻挡不了这野蛮行为,心生一计,回到东院,用尽全身的力气,把瘫痪的老伴背在背上,从后门进到西院,从西厢房的的前门进到了房间内,把老伴放在了地上,自己扑在老伴身上。

挖掘机司机发现正在拆迁的房屋内多出了两个活人,也怕闹出人命自己受到牵连,赶紧停了下来。城管队员们进屋要把他们强行抬出来,但刘荣老人死死趴在老伴身上不起来,手都抠到了泥土里。那房子拆了一半,屋顶上的砖头瓦块不时往下掉,险象环生。现场拆迁人员无计可施,只得向关天浩汇报。关天浩也没睡踏实,手机开着,就怕出了什么意外。听了这个情况,沉吟了片刻,说,先撤回来吧,明天开始走法律程序。

刘家大院的拆迁许可证连夜就办了下来。第二天,盖着市政府旧城改造指挥部鲜红大印的拆迁通知送到了刘荣老人家。老人拒绝签字,工作人员就把那份拆迁通知贴在了刘家大院的大门上,然后用红漆在围墙四周喷上了几十个歪歪扭扭的“拆”字。拆迁通知上写着:刘荣:根据旧城改造规划,你所在的刘家大院被列为拆迁范围,请于十五日内自行拆除(也可以申请政府协助),然后到市政府拆迁办公室领取补偿款,过期不候。望你遵守国家、省、市拆迁法律法规,按时拆迁,逾期将采取强制拆迁措施。

刘家大院被列入拆迁范围,别说刘家的后人不答应,市民也不答应。云湖是一个资源城市,外来人口多,城市除了刘家大院,几乎没什么文化底蕴。眼见得唯一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要被拆除开发成商品房,市民们群情激奋,纷纷给刘荣老人出主意。刘荣老人跑住建局、跑拆迁办、跑旧城改造指挥部、跑市文物局,本来就有严重关节炎的双腿几乎跑断,但换来的全部是推诿,这些部门把她当做皮球,踢来踢去。

老人从指挥部出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走,走到幸福大街时,腿疼的实在走不动,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嚎啕大哭起来。

老人哭的悲切,好心的路人纷纷驻足,待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一个个气的咬牙切齿,连声咒骂。有人给她出主意,说这个事情你在云湖永远是说不出的,只有去北京上访才可能有希望。一位出租车司机免费把老人送回家。刘荣老人已经下定了去北京上访的决心,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大家准备了一些材料,包括“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个牌子的照片,以及刘家大院的一部分历史材料,撕下了贴在门上的那个拆迁通知,然后又简单地写了个申诉材料,在第二天夜里两点,把老人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刘荣老人乘坐的火车出发不久,她赴京上访的消息就传到了住建局局长关天浩耳朵里。关局长着了慌,因为苏书记多次交待要他严防拆迁户赴京上访的,这个刘家大院的事情本来就见不得阳光,要是被捅到北京,事情就难办了。关天浩也不敢把这个事情向苏荣汇报,而是在第一时间在电话中向副市长,指挥部主任孙名扬做了汇报。孙副市长严厉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去北京把刘荣截住!

关天浩放下电话,急得团团转,叫来了包清泉。包清泉说,咱不是有信访办吗?这回该派上用场了。关天浩说,你是说让信访办主任江风去截访?不等包清泉回答,关天浩就拿定了主意,说好吧,就让这小子跑一趟,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包局长,你赶紧通知江风,派车火速把他送到机场,争取在那个刁老太刚下火车就把她截住!

包清泉当过兵,习惯性地双腿一并,说,是!

赴京上访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这姑且看做是中国民主法法制的进步吧,它起码赋予了人民群众“告御状”的权利。在民族戏剧中,秦香莲、杨三姐、杨六郎等拦轿鸣冤而正义终得伸张,贪官人头落地的故事已经深深影响了一代人,于是无数含冤带雪的人们怀揣着打印的材料,偷偷摸摸、满怀希望地坐上火车,惴惴不安地踏上了赴京上访之路,期待能遇到像包青天、海瑞那样的清官,把世间的阴霾一下子荡涤干净,长空一碧,万里无云,从此时间再无不平事,尽享安居乐业,太平盛世。

然而戏剧终归是戏剧,像现在的网络一样,主观臆造的成分太大。殊不知生活中,更多的不是喜剧,而是一个又一个的悲剧。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上访之路,并不是阳光灿烂的希望之路,而是注定布满了荆棘,布满了艰辛和痛苦,布满了欺诈、暴力和更大的冤情。

从国家信访局发布的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赴京上访的人数持续减少,连年呈下滑态势,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啊!全民为之欢欣鼓舞。这是中国法制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进步,是民主权利的进步。一方面,说明清官越来越多了,老百姓冤情少了,社会和谐进步了;另一方面,也说明申诉渠道多了,进京告御状已经不是老百姓的唯一选择。然而,与这些信息相对应的,是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是社会不公而造成的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国家信访局大门前的人群,从来都是有增无减。一切,都还在上演着。

赴京上访四个字,如四堆爬满蛆虫的牛粪,是地方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国家一再强调建设和谐社会,要把维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每个地区的赴京上访次数人数,就是衡量当政者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用时下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没有政绩就是最大的政绩;不管你能不能办事,只要不出事就OK。所以领导们听到本市群众赴京上访的消息那是非常恼火的。

各局委也有指标,比如本系统年内如果发生赴京上访的,一次警告,二次主要领导诫勉谈话,三次就地免职什么的。还实行评先争优“一票否决”。所以说,赴京上访简直是某些官员们的噩梦。这些刁民们对他们来说就简直就是全民公敌,对待他们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否则会有更多的后来者,效仿者,光是应付他们就应付不过来,更别谈什么发展,什么经济崛起了。

赴京上访既然这么可恶,当然得采取措施。于是“截访”一词应运而生。开始是各地的驻京办承担此重任,派专人徘徊在信访局门前的那条街道上,眼睛猎鹰似的盯着那些乡下人打扮的人。这些驻京办的工作人员身经百战,早就练出了一副火眼金睛,能在汹涌的人流里准确地分辨出谁是上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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