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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的警察,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两件,一是抓赌,因为不但赌资全部没收,还可以对参赌之人罚款,办案的警察可以从中分到相当的分额,有时,如果只是两三个警察偶然发现的赌博,在没有上级和领导知道的情况下,收到钱后甚至会全部私吞。
另外一件事则是抓嫖,这个更是来钱,罚款从一千、三千、五千到后来的数万,这个,是根据嫖客的经济实力决定的。在抓嫖最盛行之时,某县的县委书记在平原嫖时被抓个正着,这个县委书记平时根本没把小警察放在眼中,而是威胁警察立即把他放了,我是某县的县委书记,否则要怎么怎么。
这些警察一听,顿时大笑一阵,大笑后一个警察立即拿起宾馆的电话,就给平原市警察局局长打了过去:“武局长啊,我们抓到一个嫖客,他说他是某某县委书记,还威胁我们把他放了,否则要我们好看,局长啊,你看,我们是放好呢,还是不放好呢?”
当然,还有一类案子他们也喜欢办,就是经济类案子,但他们插手经济类案子的手法很有问题,后来便被检察院系统接手了很多案子过去,譬如反贪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发现?暂时没有。不过,想要人赃俱获,也不是多难。”此时,赵无极正在对费家大院的房子,进行一间一间的分析,最终,让他在后院的一间柴房里发现了问题。
费家的厨房在前院厢房,这后院怎么会拿一间房子来堆柴禾呢?显然,这些柴禾或稻草掩盖着什么秘密。只是,赵无极还不太确定,这柴禾下面是个地窖还是一个地道。
如果是个地窖,下面的空间就应该比较大;而如果是个地道的话,通到外面的距离就不会太远。经过大约一分钟左右的寻找,赵无极在费家大院后的竹林里,发现了三个冬天用以窖藏红薯的土窖。不过,赵无极并不能确定到是地窖还是地道,只有去了费家大院再见机行事了。
费家如此做,其实是有深刻的根源的。
费家祖上,也即费仁富、费仁强爷爷以及上的长辈,都是袍哥出身,属于在社会上捞偏门为生的。到了费仁富爷爷这一辈时,见新华夏势不可挡,及时与袍哥组织脱离了关系,并投身到新政权的怀抱。
当时,费家也颇有资财,但房子并不多,土地就更少了,因此,在土改时随便怎么评成份,最多都只能评个“中农”,村里有人不服气,可上面的政策又是那样规定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以土地财产为主要根据。
而费仁富和费仁强的爷爷费有田则仗着自己见识广、能写能算(读过新学),很快获得了新政府的亲睐,并成了斑竹河村的第一任村长。不过,费有田只当了几年村长就得了重病逝世了,而村长之位很顺利地就落到了费仁富和费仁强的父亲费佳成手上。
费佳成能走到这一步,当然不仅仅是子承父业那么简单,他本人亦在新华夏中挣了很多表现,凡属集体劳动或各类运动时,费佳成都有上佳表现,再加上能说会道,不是他当村长又是谁当村长。
在费有田去世时,就立下了家规:以后,家里的长子留守斑竹河村的基业,其他人则可出外当官或经商。只是,费佳成这一脉生了七个孩子,但五个都是女子,只在老三费仁富和老六费仁强是男丁。于是,在培养方向上就决定了,费仁富留在村里守家业,费仁强出外当官。
十七年前,才五十出头的费佳成就通过关系,将费仁强从一个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虽然是普通干部,但那也是吃皇粮的干部。
费仁强是一个表现欲以及掌握欲都极强的人,在凤山乡,官路一直都比较顺畅,最终也升到了乡党委书记的职位。其实,仔细分析费仁强的为官风格,在农村基层政权里还是颇有市场的。费仁强除了掌控欲比较强外,一般是不会胡乱整人的,只要手下听话,都能给手下一碗饭吃。
他对付赵无极的那些手段,说到底也不叫整他,大会点点名,下来给点重活,这算什么,在哪儿都很正常。费仁强只是想通过这种小伎俩,发泄发泄他对赵德正同志的不满罢了。如果赵无极是个普通人,受几年夹磨之后,还是可以继续当他的普通干部,要说费仁强会把赵无极给弄得下不来台,费仁强其实还真没那么想过。
费仁强真正的悲剧在于,他遇到了一个重生者,而且是一个无限妖孽的重生者。随便给凤山乡写个报告,竟然都能通天,引起中央的反响,加上费仁强本身就是一个土老鳖出身,他根本就认识不到赵无极那份报告的价值,即便是李苹这样的大学讲师,也只是觉得里面有些东西比较新奇,比较有意思,才给她父亲李少强寄了一份。
如果费仁强是个识货之人,把那份报告上交给县工业委员会,这个事情也许会发生转机。
费仁强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听到自己要上调县城后,及时地采取措施,这本来是对的。但他却所托非人,如果费仁强亲自出面,与胡菊芳陈说厉害,想来一个女农民也不会做出反抗的事情来,毕竟,她也属于分了钱的人,属于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谁也跑不脱。
当然,费仁强并不知道胡菊芳在中药材厂有那么大的作用,在费仁强看来,这类极其秘密的账目应该由表弟程继先自己保管着,哪知程继先管不住自己的老2把别个的女人给上了,这就惹出了事来。
费仁强出事,自始至终都与赵无极没什么关系,只能怪费仁强命不够好,即便后来他主动修复与赵无极的关系,也无济于事,因为太晚了。
费仁富作为费家嫡系长子,远比费仁强心狠手辣,可以说完全继续了旧时代袍哥江湖的手段,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在二十年前,费仁富知道自己必须留在村里时,就开始积累和培养自己的人脉,当时费仁富的父亲费佳成是村长,但他的理想就已经定位在了支部书记一角。
那时,才19岁的费仁富每隔几天就要跑到当时的支部书记家去汇报一番思想(在当时,这是觉悟高的表现),夏秋两季去书记家时,提两条斑竹河里的鱼,或提一只野味,或买包好烟,很快就将支部书记给俘虏了,再加上支部书记的儿子或其他兄弟的儿子都不太成气候,支书也就顺理成章,重点培养费仁富。
前任支书因为年纪大,准备辞职之时,就推荐费仁富担任支部书记,但是,当时费仁富的父亲费仁成还当着村长,而且费佳成的年龄并不大,刚好60岁。总不能一家人把书记、村长都当着吧?
这时,费仁富向费佳成算了一笔账:“老爸,你这个村长最多还能干个五年,让面就得叫你让位;现在,你把村长让出来,我就能当支书,而且我年轻,一当就可能几十年,而且,支书比村长更大,这笔账,你老不会算吧?”
费佳成一想,这是个理唉,于是,便辞了村长。
费仁富担任支书伊始,正是华夏发生巨变之始。最初的两年,费仁富还是比较本份,没敢做什么非法的事情。但是,有次他去卢江开会时,一个城郊乡的支部书记拉他去茶馆打牌,顿时就打开了他的视野:尼媒,还可以这样挣钱啊!
当时,费家已经有了一座四合院,即后面的那些房子,要在家里开一个赌馆,房子到是够的。但是,费仁富并没有急着行动,因为他也知道,政府是禁赌的,如果抓住自己开赌馆的话,不但支书位置不保,说不定还得吃牢饭。
于是,费仁富便与自己的铁哥们,即那个费宝华的父亲费仁礼商量,准备搞这个事情,但得做好准备。做好什么准备呢,就是在家里挖一个地道直通房子后面的竹林,政府从前面来,赌博的人从地道钻进竹林,就等于龙游大海。
经过两年的谋划以及准备,这个乡村深处的赌馆终于在1981年的冬天正式开业。
这时,国家某些方面的政策开始严格起来,譬如计划/生育,譬如砍伐树木,譬如宅基地,这些政策,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就是不可逾越的高山!
但是,华夏对农村的治理,向来只能达到县一级,新华夏才进入到乡,至于村,过去则由士绅说了算,新华夏则由支书和村长说了算。
因此,哪怕国家政策是再高的高山,也得经过费仁富执行是不?因此,费仁富把这些政策作为他的“大棒”或“胡萝卜”,很是威胁或团结了一批人。
只要是听话的,想要个二胎甚至三胎,那还不简单?如果是不听话的,你们家修房子想砍一棵树都不行,否则,你上午砍树,下午就会被派出所给铐走。
至于费家的赌窝,也因为上面的因素,大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再说,你去告能告个什么呢?农村里本来就有赌博的习俗,以及还有很多其他的陋习。
而费仁强年轻时积累的人脉在赌博事业中终于大放异彩,譬如“放水”,有的人输得太多,还不起怎么办?自然得有人帮忙去收债,拆房牵猪是最简单的,卖儿卖女也不是不可能。
事实上,斑竹河村那些还不起赌债的人家,有近十家人的女儿都是费仁富“作媒”远嫁绥蒙的,至于那彩礼,当然就由费仁强拿来抵赌债了。
而康明全,则正是掌握了费仁富开赌馆、逼得乡邻妻离子散的证据,才被费仁强下决心给杀掉的。不过,这样说似乎也不恰当,在斑竹河村,知道费仁富这些恶行的人并不少,但并未遭到费仁强的报复。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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