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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不减赋,跟俺有何关系”魏进忠又说了一遍。
刘时敏垂下头,没做回答,只看着手里的信。一旁刘应坤也帮了一句腔,“是啊,干爹为啥要听他的干爹只需为皇上一人服务,根本不必考虑其他人的想法。而皇上贵为天子,即是天道,又何论民心”
“唉,呵呵,”刘时敏听到这,终于没有继续沉默,“师弟,徐上海来信,可并不都是说这些。”
“他信上还说了什么”
“诚如应坤所言,皇上为天子,本可不论民心。但历史上有许多贤明帝王,依然选择听取民意,或说爱民如子,这被史家、后世之人称赞为一种美德,并记录于史册。千百年来,自秦皇灭六国一统华夏,听取民意、爱民,便是天下君主一种可以选择的权利……”
“于法理上,民意并不能左右庙算决策,而真正能走出庙堂的决策,都是在庙堂之上的各方,协商妥协之后,以旨意的方式来号令天下,或者干脆就是皇上的意志。但是,真正执旨意而行,能推广到县乡一级之人,却非朝廷钦定的官僚,而是以乡绅豪右为主的民。他们同样是民,但此民非彼民,他们自诩为民意的代表……”
“换句话说,朝廷旨意的贯彻,本质还是靠基层自治体系,非官僚体系。官府人力有限,在管不到的地方,民众只能靠自己,即便身处庙堂之人再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要维系基层运转正常,让国家赋税能及时上缴,还得靠民意代表。这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话又说回来,江南赋重,而减赋的呼声一直都有,它即是百姓的民意,也是乡绅豪右等民的民意,因这关切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如王鏊,为何直到晚年,仍积极为减赋而奔走呼吁他本身也代表了莫厘王氏这个家族。再如前阵儿,苏州本地多个士族联名上疏皇上,请减江南赋税,这些士族本身也是当地的著姓望族,减赋同样是他们利益所在。而真正能推动民意,让朝廷重视的,也是他们……”
“相比均田均役的改革,其呼声同样由来已久,从宣德年的官田减科就开始。自宣德到嘉靖的百余年,官田制度已经有了重大改变,比如平米法,核心就是官田、民田皆画一加耗,不论大户还是平民,都需支付用来运输的耗米。实行平米法之后,尽管苏州能振弊起衰,毕竟改革的目的,都只是尽力维护朝廷在江南的利益……”
“平米法之后,附加税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官民田赋役负担依然悬殊,这也倒逼赋役改革必须继续下去。思路还是在于灵活运用加耗、改折等手段,但也曲折反复,异常复杂。历任苏州知府,无不以均平过于悬殊的官、民田赋役为治政目标,如果要均平,不仅直接影响朝廷的大宗税源,还会触及更为敏感的本质问题……”
“所幸到嘉靖十七年,在保证赋税总额不亏的前提下,终于还是实现了官、民田一则起科。官民合则的实现,是均田均役改革的基础,此后徭役合并就成了江南赋税改革的方向,徭役纳银,部分摊入田亩,也是条鞭的雏形……”
“但是一条鞭需要清丈土地,地方衙门的职能也要随之转变,首先清丈土地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也只有在海瑞任应天巡抚的半年中,整个江南在摊丁入亩和括查隐田的力度较有成效。其次,就是粮长应役的职能逐渐下移到里甲。可惜在张江陵之后,再大规模的赋役改革已不再,当然改革并为停滞,主要因为朝廷对于官员的考核,钱粮一项日重一日……”
“不过呢,同时又有很多问题出现,条鞭之后,像徭役彻底纳银,其实并未实现。苏州的力役负担依然沉重,甚至还衍生出更多,诸如白粮、官布、丝绢等的解运,和漕粮力役。再加之本地士绅地主多以优免行诡寄、投献、花分、滥冒等手段,大批佃户不堪重赋,以至破产……”
“其实问题,依然是那个问题,要实现均田均役,首先要清丈土地和限制优免……所以至此,徐上海来信说到这里,想必师弟也清楚了,江南一地,各个世家、缙绅、望族、豪右,他们势力都盘根错节,尾大不掉,真想推行改革,阻力之大,仅凭一方根本无法推动……”
“明白了!”刘应坤突然插嘴进来,“简单说就是,一方希望减赋,另一方却希望均田均役,不能说俩完全不相关,但几乎也南辕北辙了……”
魏进忠久不言语,似乎都忘了他面前还有满桌丰盛的酒菜零食,几乎没动。对刘时敏所说的,他能听得懂吗他当然听得懂。
他之前一直不明白,为何朝廷上下大小官员,对征商税都有一种‘与民争利’的认知,现在他有些懂了。国家财税,一直都在奉行原定额标准,但是定额的财税的短处,就是越发不够用,所以要追加课征来补充。就像皇上为何要向天下派出矿监税使,从另一个角度看,不也证明国家财用之不足
“难道不是因为定额财税的原因”魏进忠出声回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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